大清国

杨开慧的一封书信
　　
　　【注】1982年，在维修杨开慧家老宅时，意外的在砖墙缝里发现了7篇文字书信。1990年再次修缮时，从她卧室外的檐头下又发现一封。这些文字都是她在和毛泽东别后的日子里写就，再用蜡纸包好，分藏在老屋里。文字情真意切，如泣如诉。充满无尽的思念和忧伤。在物是人非的今天读来，仍令人无法不动容。下面是其中的一封——
　　
　　几天睡不着觉
　　无论如何……我简直要疯了
　　许多天没来信，天天等
　　眼泪……
　　我不要这样悲痛，孩子也跟着我难过，母亲也跟着难过
　　我想好像肚子里有了小宝
　　简直太伤心了，太寂寞了，太难过了
　　我想逃避，但我有了几个孩子，怎能……
　　五十天上午收到贵重的信
　　即使他死了，我的眼泪也要缠住他的尸体
　　一个月一个月半年一年以至三年
　　他丢弃我了，以前的事一幕一幕在脑海中翻腾，以后的事我也假定
　　……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丢弃我的
　　他是幸运的，能得到我的爱，我真是非常爱他的哟
　　不至丢弃我，他不来信一定有他的道理
　　普通人也会有这种情感
　　父爱是一个谜，他难道不思想他的孩子吗？我搞不懂他
　　是悲事，也是好事，因为我可以做一个独立的人了
　　我要吻他一百遍，他的眼睛，他的嘴，他的脸颊，他的额，他的头，他是我的人，他是属于我的
　　只有母爱是靠得住的，我想我的母亲
　　昨天我跟哥哥谈起他，显出很平常的样子，可是眼泪不知怎样就落下来了
　　我要能忘记他就好了，可是他的美丽的影子
　　他的美丽的影子
　　隐隐约约看见他站在那里，凄清地看着我
　　我有一信把一弟（杨的弟弟），有这么一句话[谁把我的信带给他，把他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
　　天哪，我总不放心他
　　只要他是好好地，属我不属我都在其次，天保佑他罢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不能忘记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买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妈妈也记着这个日子。晚上睡在被子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没有我在旁边，他不会注意的，一定累死才休
　　他的身体实在不能做事，太肯操心，天保佑我罢。我要努一把力，只要每月能够赚到六十元，我就可以叫回他，不要他做事了，那样随他的能力，他的聪明，或许还会给他一个不朽的成功呢
　　又是一晚没有入睡
　　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
　　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
　　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
　　我要哭了，我直要哭了
　　我怎怎都不能不爱他，我怎怎都不能……
　　人的感情真是奇怪，三[ 王？]春和那样爱我，我连理也不想理他
　　我真爱他呀，天哪，给我一个完美的答案吧








杨开慧的遗书
　　
　　1982年，当地政府修葺其旧居，在墙缝里发现杨开慧的遗书四千余字，内中充满了对革命的信心以及对毛泽东的热烈爱情。惜年代太久，遗书多处无法辨。
　　
　　我蜷伏着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我颤粟而且寂寞！在这个情景中，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我的依傍，你如（于）是乎在我的心里，就占了一个地方。此外，同居一起的仁，秀（均系杨开慧堂妹），也和你一样，你们一排站在我的心里！我常常默祷着：但愿这几个人莫再失散了呀！我好象已经看到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说到死，我并不可怕。只有（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呀，我有点可怜他们！……我决不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致不管他们的，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倘若真的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由的生长，而不至于受那狂风暴雨的侵袭！这一个遗嘱样的信，你见了一定怪我是发了神筋（经）病？不知何解，我总是觉得我的颈项上好像自死神那里飞起来一根绳索，把我缠住，所以不得不早作预备！”
　　
　　死不足惜，但愿革命早日成功，牺牲小我，成功大我，我死后，希望家里人不作俗人之举。

   
    
    【题解】
    
    
    
    这是一九四六年周恩来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军队国家化问题所作的报告。
    
    
    
    【正文】
    
    
    
    主席、各位先生：
    
    和平建国方案是政治协商会议主题之一。这个方案包括两大项目：一是政治民主化，一是军队国家化。在讨论政治民主化时，曾注意到一面承认国民政府之领导，一面求得在国民政府基础上之改组，使之成为过渡时期的民主的政府。现在讨论军队国家化，原则也是一样：一面要承认抗战八年中间所有抗日武装的功绩与存在，一面要在此基础上整编为平时的国家军队。这是一件巨大的工作，政治协商会议各位先生乃至全国人民都应认真地切实地督促与协助此件工作之进行，务使其成功，而不致失败，使全国军队真地变为国家化的军队，没有一点敷衍。故我们对此议题，特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是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的问题。本人在报告停止军事冲突时，曾说明这两个问题的相互关系，不仅要平行前进，以达统一，而且要认识过去历史的发展。造成国内军队派系不同之现象，有其政治的历史原因。中共所领导的武装，是被逼而拿起武器来的。现在要所有军队国家化，我们非常同意。青年党的提案上说得很公道，要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双方同时实行，但对陈启天〔74〕先生关于提案的口头解释，我有点不同意，因为如果以为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那么，今天协商的问题，将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要平心静气来商讨，以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目的。本会同人对于这一点如有共同认识，便易于解决问题。
    
    第二，是军队国家化的标准问题。我们很同意青年党提案的意思，要军队不属于个人，不属于派系，不属于地方，而须属于整个国家，由代表国家的民主政权的机构来统率。这点，不但我们间绝无争论，而且完全同意。在此认识之下，本人还有一点申说，即军队也属于人民。军队是从人民来的，只有军队能真正保护人民利益，才能保护国家，才能保护民族。中山先生说革命之武力要与国民相结合，而且要成为国民之武力。现在的军队，无论其为国民党所领导，为共产党所领导，其根源都是从革命武力而来。但军队要属于人民，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这种军队应该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因为人民以其血汗所得来养兵，为的是保护自己，军队能够这样做，才真正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这是我在军队国家化的要求上认为很重要的一点。
    
    第三，如何使军队国家化，这是本会今天要回答的课题，我们愿意提出几点办法：
    
    一、同意成立委员会，执行整编全国军队的任务。委员会名称如何，没有问题，甚至于可考虑在宪政实施以前，军事委员会仍存在，而加以改组。不管哪种委员会，都应该包括各方面人士参加，像民主同盟提案所说之三种成分。这样才能使军队得到公平合理的整编。不但如此，在过渡时期，军事委员会之附属机关如军令部、军政部等等，都应该改组，都应该有各方民主分子参加。因为有武装的人，不少成见很深，界限极严，如无各方人士参加，难得公平解决问题。举例说，这几天各地冲突仍未停止，这是非常不幸的。本人与张岳军先生都很焦急，白天晚上，无时不在等候消息，恐怕事态扩大，发生乱子，对不住人民，且无以告慰盟邦。然而另一方就不同了，如军令部报告消息，一定要附说对方是虚构事实，这样解决问题就难得公道，所以把军委会附属机构加以改组，以利整编工作之进行，颇为必要。今天林次长〔75〕报告军队整编经过，使大家知道国家军队情形，那么，各方人士去各种军队机关参加实际工作，岂不是更为有益？如大家能够通力合作，足使军令军政达到真正的统一与改革。
    
    二、同意全国整编与大量裁兵的原则。但这件事不能单靠纸上数字，必须见到实效。林次长报告政府计划全国军队减缩到九十个师，可是今天的整编会和去年不同，去年减缩以后，所减的兵补充其他单位缺额，余下的只是官佐。今年要从二百五十三个师整编到九十个步兵师，十个骑兵旅，也就是由三百八十万人减缩到一百八十万人，裁去二百万人，问题很大，工作至巨。而且还有游击部队、地方团队要裁减，伪军要解散，被裁散总数当不止二百万。被裁散之士兵，如何给以出路，不是容易解决的。林次长说要他们回到生产界中，固然很好，但必须尽速发展农业生产，以为被裁兵员开一条回乡的生路。讲到发展农业生产，首须实行农业改革，举办农村借贷，这些问题，都有关国家整个施政计划。就这一点看，要没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全国整编委员会，以领导、决定、督促和检查各种计划的实行，整编工作是不能建立公平合理的制度，并很好地安排被裁兵员之生活的。过去之不公，偏于一方，已经成为举国的定论。我们要求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所改革。
    
    三、凡是抗日有功部队，应该一面承认，一面整编。在此原则之下，中共部队虽系一党领导，然为人民的武装，参加抗日，著有功绩。会谈纪要中政府答应对我们要求至少编为二十个师一点，在全部问题解决时，可以考虑，而且愿意先交三人小组讨论。这点我们没有异议，三人小组正在磋商进行办法。我们要与全国整编计划配合，整编为二十个师，而同时还要商定驻地，因为初步整编，总要有驻军区域。这个军队驻地，到宪政实施，全国部队整编完成达到了军队国家化的时候，当然可以随时调动。并且整编日期，也要和其他部队整编日期相配合，因为这是不能不有联系的。
    
    四、同意青年党主张，用文人主管军政。军政机关原应隶属行政院，现在军政部主要属于军事委员会，而军事委员会是战时机构，又与行政院平行，今后既无战时状态，即应照民主政制，使军政仍属于行政院。我们更赞成在过渡期间，军政主管由国共两党以外的文人来担任，因两方都有军队，如此可以免掉偏袒一方的责备。
    
    五、改革军队制度与教育问题。政府军队制度，可说一方面起源于黄埔练兵，另一方面不少从日本、德国学来。日本、德国的军队制度，已不适用于今天的民主国家，这只要参考美国的军队制度即可知道。中国今日的军队制度，应该以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军队制度为改革的榜样。唯有军队制度改革了，军队教育方可随之变动。故军队国家化，改变军队教育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各种军队经过长期的对立，这不仅两党的军队，即中央与地方系统，各个私人系统，也都有对立状态，遂致影响军队教育因人而异，因系而别。今天要统一军队，必须从改革教育着手。讲到军队教育，如果制度是民主的，三民主义的教育方针，自然没有争论了。一方面不去教反共的思想，一方面当然也不去教反国民党的思想，使军队第一个认识是属于国家，属于人民。同时改善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等等，也是非常重要的，应该使他们深切明了。所谓军民关系，现在军队教育对于这点错误甚多。重庆街上有一句口号叫：“军人第一”。“军人第一”这个意思，无论在平时或战时都不妥当。“军人第一”很容易使军人想到自己是超越人民的。在战时，说军事第一是应该的，说“军人第一”便会使军人与百姓之间发生问题，因为他是第一了，谁都应该听从他，于是“老子天下第一”的气概便出来了。照理，军民冲突，首先要责备军人，因为军人有枪，横行霸道十分容易，老百姓决不敢和他冲突。刚才陈启天先生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秀才也许还可以和他讲几句道理，如目不识丁的老百姓遇到兵，才真是说不清了。所以，改善军民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至于军政关系，应该以政治军，不能以军治政。目前的事实不然，故须加以改革。讲到官兵及上下级关系，当然军队首先要求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并划分等级，但同为国家服务，其义则一。我们看美国军队等级虽是很严，而平常生活则极其平等。这些都是军队教育与制度问题，我们须要大大改革。
    
    六、地方治安应由地方的保安队或自卫队负责维持。国防部队可以自由调动，地方部队则属于地方，不必调动。人民自卫队的组织只要不脱离生产，就能自行解决给养，如此既可以节省国家经费，又可以使人民受到初步的军事教育，免了普遍兵役训练。在农村中，我们如能尽量减少民劳，使之用力于发展生产，总是好的。
    
    七、我们非常同意军党分开。军队不应属于党，应属于国家，因此对于党与军队的界限，必须划分清楚。现在无论国民党或共产党，在这方面都还没有划清。对于军官训练，军队在办，政府在办，党也在办，中央训练团就是一个例子。过去是党国，不必再说，今后政府改组，就应把军党分开。
    
    八、我们很同意现役军人不做行政官吏。军队既要整编，编余或退役军人，很可做政治活动或行政官吏，而现役军人，就不应再兼行政官吏。
    
    九、我们提出在过渡期中一般军费支出，只能占国家总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五，其余都应用于建设方面。至于复员整编费用，当然列入临时项目，由整编委员会或军事委员会计划，送改组后的政府核准。
    
    十、关于伪军，根据林次长的报告，决心遣散伪军，意思很好。但要把六十多万伪军彻底解散，回到民间，总要有切实办法才能做到，否则还是会为害地方的。
    
    十一、限期解除敌人武装。我们要消弭内战，一定要迅速解除敌人武装，并遣送其回国。现在既有了军事调处执行部，很希望它能彻底完成此事。
    
    十二、关于外债问题。复员善后需要很大费用，借外债是不可免的事，但是借外债必须经过改组后的政府批准。外债的支出应该用在建设方面、复员方面，绝不能用来养兵以进行内战。
    
    以上是我们关于军事改革方面所提出的十二项建议，同时声明这十二项应包括所有军队在内，没有任何例外。

    

黄万里：吁请长江三峡大坝即日停工！此坝决不可修

（1995年3月8日 手稿）



大坝已经开工年余了。假使有朝一日真的完成，水库蓄水，壅高到重庆，一百万方公里的四川盆地上的卵石和泥沙，每年冲刷下来路过重庆的，据长办水文局说，用当今世间最好的各种仪器参加比测，每年只有27.7万吨。另据方宗岱按寸滩——北碚十朱沱历年冲淤统计，则得出1956年-1.12亿吨、（-冲、+ 淤）57年-0.79，58年-0.30，59年-0.19，60年+0.50，61年+1.26，62年-0.25，63年+0.20，64 年+0.64，……，总之，其数量级或冲或淤总是几千万吨，和前列27.7万吨相差百倍之钜。年冲刷或沉积量已达几千万吨，那幺再加上或减掉来量或去量，每年路过重庆的还应更大于沉积的或冲刷的几千万吨，未来的重庆深水港受得了吗？



再看葛洲坝上游6公里内量测的年冲淤量：1981年+1.09亿吨，82年+0.312，83年+0.248，84年-0.217，85 年+0.529，……其数量级年年也都是几千万吨。理应再加上冲出27个排沙洞的，才是总的来沙量，则其量将再成倍增加。这里体积可用水下尺度实测（hydrographic survey）。也能辨别清楚沉积的绝大部分是卵石，27个排沙洞在大水下理应冲走全部沉沙。作者在四川盆地各支流小水时目睹河中卵石磊磊，很少有粗沙，大水更不用说泥沙全部悬起，成为悬沙，所谓河槽中的沉积量应大部为卵石。



对于每年几千万吨的卵石沉积，再加上前面更大量的泥沙沉积，自将堵塞水库上游末端的重庆港。若来817（1981年7月）那幺大的洪水，则其量更大。次年下来的沙石将陆续向上游延伸，抬高合川、江津的洪水位，祸害也大。正象周总理说的，阻塞黄金水道，那就只能炸掉大坝。



但是人们总不会舍得这样做的，我们可象三门峡那样，大大降低蓄水位，放大泄水能力，改在万县设港，加建一条铁路通重庆。但这样也解救不了卵石沉积上延合川、江津，又丧失了大坝防洪能力。那时人民将怎样看待我们？怎样看待吾政治组织、技术组织？我们都是大学毕业的，都是由30个农民长期把我们每个人培养起来的。我作为一个泥沙研究的教师，作为水文学的主讲教授，最觉惭愧得无地自容！

一个大坝的建造，须通过五方面检查其可行性，上面说的是“环境影响”，或更广阔一些的“生态环境影响”（Ecologic Environment Impact）。另外四方面是技术、经济、社会（如移民）及国防。三峡大坝在这四方面其可行性也不能成立。反对修此坝的人很多，却都是专对这四方面的。认为从最根本的环境影响不可行，或根本上此坝毋用去考虑修建，也即自从孙中山提出此问题后，应该根本予以否定，随后的许多费钱费力的工作全不该做，则惟我一人。因为后来美国垦务局萨凡奇也热衷于此，美国政府又拿出技术力量相助设计，作者就成为全球唯一的人从环境作用上彻底反对者。人们公开说我狂妄自大，世上只我一人这样反对。为此我不得不详细解说，希望同志们细读《水力发电学报》上的三篇文章：1993年第3期、1994年第2期、及1995年第1期。这里对于三峡坝工的环境影响有详细的讨论和争辩，涉及学术上的一些基础问题。希望批评讨论，以明是非。不可因为我们拿了研究费，就象律师那样替业主辩护。

上述淤塞重庆港，延伸至江津合川，洪水时将淹没大片耕地城镇，要等到廿年完工蓄水后才发生，因此至今人们还将信将疑，不肯断然停工。如今部分围堰已成，部分卵石泥沙已堆积在堰上几十公里至百余公里，排出堰外的水流含沙浓度大大减少，剩余挟沙能力加强，而且流速加快，必然要冲刷堰下游覆盖层中的沙石，排洪时期特别厉害。泥沙在前面可以淤塞汉口港，卵石在后面抬高河床，荆江防洪任务加钜，危险年年加甚。务望加强防洪，分流排出沙石，也须加开北岸郝穴，大量排出卵石泥沙。迫切迫切！

 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

一、长江上游地貌的形成和演变 
依据地貌演变分析，长江三峡决不可修高坝。按长江流域是这样形成的：在几万年地质纪元以前，冰川把崎岖的山区先冲成 U 形河谷，退缩时在山头和河谷岩基上遗留有史前的卵石。在当前的年代里，页岩和沙岩的沉积层则有长期风化成的泥沙覆盖着地层。这些泥沙经降雨溅击和地面流冲刷，带动卵石落入河槽。

在山区可以看到，虽在冬季天气晴朗之时，一清到底的水流不断驱使着多层的卵石在河床里移动。这样切割河谷，使江底渐被刷深成 V 形，坡度渐被削平。只要当地不下雨，河中就不会添入泥沙。这些卵石滚到支流中段时，坡降渐平，河面开圹，流速减缓，有的暂时停留下来，形成缓流。其下接连浅滩急流，浅滩上只见有细卵石滚动着。象这样每十余公里组成一段。这些说明，川江上游虽有足够的坡降带动卵石下行，但在中段水小时坡降与流深不足，中段难免有时停留。当河水高涨，河底卵石重新起动，一直逐出夔门。从无人能测知其连底输移的床沙量，但其量定可观，因为川江只会被刷深，不会被淤高。

川江支流一遇降雨，地面流将泥沙冲入河内，河水立刻见浑。这些泥沙除少数粗沙会沉落或再起浮外，大部分不沉河底，一直输出三峡，根本不参与河床的演变。它和卵石来源既不同，运动方式也不一样。它们就是人们能测到的悬沙， 俗称悬移质。这些是长江上．游．冲．刷．性．河．段．减．平．坡．降．的情况。这是笔者 1938  年任四川涪江航道勘测设计队队长、1939 年任岷江中段队长时所目击的。出峡后卵石滑落下大陆架，沉到海底。泥沙悬浮一段后也沉落下来。这些沉积体上细下粗，前细后粗，逐渐堆高出水面后，成为河槽和自然堤，经左右淤决改道，形成下游的洪积平原。河道不断延伸，平原不断扩大，出口段平原成为三角洲。这就是长江下．游．淤．积．性．河．段．形成的过程。

这淤积段的上端同时也向上游延伸，连接上游冲刷段的末端。洪峰退水时卵石沉落下来，逐渐堆积成岩基上的覆盖层。这连接段河道较短，随着洪水的大小上下迁移不定，但在长期内终是上移的。或称中间平衡段，实可舍异不论。宜昌就属这段里。

二、长江上游平时泥沙和卵石的输移 

如前所述，长江上游河槽里输移着两类不同来源的固体：泥沙和卵石；泥沙在河槽里又分为悬沙和底沙，卵石为床沙。兹分述如下：
1．悬沙由细泥细沙组成，只在降雨时入槽，一入槽便随水不停地直出夔门，中途不落淤停留。在宜昌水文站测得多年平均悬沙输沙量为 5.23 亿公吨，其中 73%输于七八九月。它随水漂浮，虽加重了密度，跟着撞击河岸，但本身不参与河床演变。
2．底沙落入河槽的泥沙中有少数粗颗粒的沉落河底，有的时起时落，称底沙、或推移质。它可以勉强测到，在长江无长期记录。专家报告中从黄河资料中底沙占悬沙 1/10 的关系移植到长江上游来，即年底输量为 0.5 亿公吨。并据此作动床模型试验，认为全部造床质里没有卵石运动着，仅是这些底沙推移着，再 没有别的了。

3．卵石床沙  它是地质纪元前冰川退缩时遗留下来的火成岩或变质岩滚成的石子。在河槽里它坐落在河谷最低的岩基上，夹着些粗沙，组成为河床。在一级支流的源头高段，坡陡流急，没有降雨时清浅见底的水流里终年时时刻刻地推移着。正象 1879 年杜布瓦 Dubois, P.F.D.  所描述的那样，削低岩基，减平坡降，不仅是表面一层，而是多层甚至连底同时不停地推移着。它们才是组成河床的所谓造床质，也就是河床的主体。它的运移表现为河貌演变，也就是我们要考查的目标。它运动的力源是它本身受到的在陡坡上的重力和水流的冲击力与推动力。即使没有悬沙存在，它也自已移动。只在坡平水浅地段暂时停留，水涨重新移动。这类造床卵石年输移量，因在洪流中连底移动，深水下难以测知。至今人们常把它和底沙混淆起来，未列专项，最佳者只测到表层一层移动的卵石。宜昌水文站所测得的底沙年移量为 6,000,000 公吨，比今报告估计的 0.5 亿公吨还小，所测得的小于 10mm  直径的卵石年移量则为 758,000  公吨，当然只是象底沙那样表面一层。方宗岱根据许多表层卵石资料估计此数为 11,700,000 公吨。专业报告只计底沙，即定造床卵石移动量为 0，亦即假定卵石河床在洪水下也固定不动。根据一级支流源头卵石床时时刻刻地移动的现实，对比悬沙只在降雨时出现而且年输沙量还有 5.23 亿公吨之多，则估计卵石年移量不少于 1 亿公吨允为合理。况且人们可看到所有二级支流出口都产生卵石淤积的急滩，洪水时可被全部冲走，退水时又重新淤积成滩。又暴洪下可以观察到全体卵石急速下移。总之，造床卵石是河床演变的主体，其量可观，不可忽视。这 1 亿公吨多年平均输移量甚至在一次洪峰下淤积，亦不足为奇。

三、三峡水库运行后沙石输移和成灾估计 

三峡高坝建成后水库壅水末端将达重庆以上。江流直下到这里时，水深增加，流速减慢，所挟带的沙石将沉落河底。其中细泥可能漂游出坝，细沙走前远些，粗沙沉积在重庆上下，而全部卵石则先沉落在粗沙后面，夹杂些底沙在石缝里。 这是简单明了、不可避免的现象，毋须试验证实。这些沉落的卵石夹沙，抬高了水位，使续来的洪水再沉落沙石在后面，这样陆续向上游漫延，直到其淤积平衡坡降和天然河道的坡降相交而止。这样，这段下游冲刷基面的控制提高了，河槽淤高了，沿途重新起造床运动：也就是洪水泛滥，淤高两岸平原。这现象先出现于江津、合川，然后漫延到泸州、遂宁、南充、渠县，影响所及，四川四分之一流域的坝田城市沦为泽园。当然，巴蜀多才士，不待淤积近江津合川，甚至重庆出现堵塞港口，早就跳起来呼吁赶快制止这淤积漫延。实际上，水库蓄水后只要来一次十年一遇的洪水，重庆上下就会淤起卵石，群众就会恐慌；不会象今专家报告中的乐观姿态：百年无恙，一字不提卵石淤塞的问题，而明明全部川江干支流的造床质是卵石夹粗沙，是会运移的！

比我们理智些的子孙们定会聚起来讨论怎样挽救。从水中淘起卵石来，是量大费贵，太不现实可行。但看灌县都江堰内江淘起之量每年可观，淤在重庆的将十倍也不止。这不象黄河三门峡可以打开全部底洞尽量排水，以减少淤积，长江水大坝高，能放低水位有限，沙石总是在库内，川江还须通航。唯一办法只有炸去三峡新修的大坝，宝物反成灾害。但是移走机电设备，搬掉石碴，由于两边千多米高壁，必须船运出峡，这也须耗资几亿元。也许有更多张表方（讳澜）出现，川汉铁路事件和辛亥革命 是前车之鉴。这将是修建三峡高坝的收场。

专家报告中提出所谓蓄清排浑的妙策。必须指出，这妙策在黄河三门峡调度水库也是不成立的。搬来长江三峡水库更是错误：第一，筑坝修库原是为了蓄洪削峰，错过下游洪峰，以免同时出现。现在为了排浑，反其道而行之，汛期尽量排洪。加以长江洪水量巨峰平，水库对下游减洪作用原本很小，照此运行则水库几无作用了。第二、秋季长江未必年年大水足以回蓄发电。第三、这样调洪只能
多排些细泥，卵石粗沙仍落库内，不过位置前移些。

所以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该修的，不是早修晚修的问题。主观上是兴国利民，客观上是祸国殃民。何则？科技不讲而唯上成习异也！这还是大坝仅对自然环境的作用而言，此外，经济可行性等问题也不合理，不赘。


四、建立长江三峡水库有关河床演变的基本原理 

1 ．方宗岱等统计重庆寸滩等处的冲淤资料结论，寸滩断面是微淤的。又三斗坪坝址覆盖层达 35 米之多。故重庆以上大致属于长江上游冲刷减坡的河段。凡在这种河段里，长期内河槽总是被刷深的，坡降总是渐渐减平的，河槽内的造床质陆续被输往下游。因此多年平均输沙量和年流量一样，总是下游大于上游的， 长期内中途不会淤积的。

2 ．宜昌以下是长江淤积的河段。这淤积段也是慢慢向上延伸的，所以三斗坪有 35 米那么厚的覆盖。重庆宜昌间长期内原是在渐渐淤积着，当然某年可能是冲深些，但大多年份是淤积的，所以寸滩表现出微淤的记录。凡在淤积段里筑坝抬高水位 ， 就抬高了 坝 址的冲刷 基 面，Evosion  datum， 或抬高了 其 水位和流 率
（H~Q）的关系线，使得其上游河段没有筑坝时本是微淤积的，变为更多更快的淤积了。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原理：凡淤积段不可筑坝抬水，不管坝有多大排水能力，不管用什么“蓄清排浑”的妙策，坝上游淤积将加甚。所以三斗坪根本不可修坝。若把重庆—宜昌段看作冲淤平衡（in  regime）的河段，则筑坝后库内仍将淤积，除非准备掏挖以维护航道。

3 ．考虑河床演变的对象应是造床质固体，它的移动表现为河床演变；而决不是悬移质泥沙，它悬浮在水流里，并不参与河床演变。只在拦河造坝后会有部分泥沙落淤在水库末端一带，夹杂在卵砾石的缝里。长江三峡以上造床质是砾卵石，坐落在岩基上；悬移质是泥沙。不象黄河下游，造床质和悬移质都是泥沙。

4 ．整个四川盆地的基岩上全面铺盖着这地质史前火成岩或变质岩碎裂后所滚成的砾卵石。盆地岩基则为页岩和沙岩以及少数灰岩分层组成，冰川后退前括成川江干支流的 U 形河谷。砾卵石在槽内的堆积最多，两河槽间的丘陵地较少。山区源头河槽坡降陡达 1/100  以上，当不降雨时，一年四季多层卵石粒径 0.015米左右的不停地在浅水下慢慢移动着，清晰可见。滚到中游支流坡降减平段暂时停留。再待大水时随着大卵石一起滚出夔门。

显然，三斗坪坝址卵石 35 米厚全是上游移下来的，决非土生土长的。这些说明，卵石流是很强烈的，支流沿程可以看到连续的急流浅滩。

5 ．丘陵地表层基岩风化成为沙和泥，降雨时被地面流冲入支流槽。这些水沙流带同卵石造床质把河槽刷成 V 形。大水退时泥沙落淤两岸，造成两边各十公里宽的冲积平原。平原土层不厚，象岷江流域号称沃野千里的都江堰平原，其土层也只厚一米左右。这里史前原属湖相，故较宽大。在这四川盆地上生活着一亿人口，还有余粮出口。一遇降雨，河流立刻高涨变浑，由于坡陡流急，泥沙始 终悬浮，直奔夔门，并不参与造床运动。

6 ．人们可以测到悬沙，也可在中小水时测到一些表层推移质底沙。但是移动着的河床砾卵石是很难测到的，大水时更不可能。而大部卵石输移却正发生在汛期。由于卵石铺满在全面盆地上，并非限于盆地四周高谷之内，所以年输沙量是随着年流量沿流程增加的，坝址通过的年输沙量乃是盆地上卵石全面运动的综合，并非只是许多山谷里出来的沙石量综合。其量可自盆地单位面积卵石输移量 推算，如附表。

现在就手头有的三个小流域卵石床沙年输移量试行分析。三个单位面积年输沙量分别为 87.0，90.7，54.9 吨/方公里。这些资料当然都是粗略的，只是在数量级上大致是有意义的。这些数据一定还是偏小，它们都是当中小水时的估量，大水时无法量测或估计。又金沙江坡陡流丰，出来的砾石既巨又多，其单位面积年输移量要比这三组数据大得多。据此，估计全流域单位面积卵石、砾石夹粗沙年输移量为 100 吨/方公里，允为合宜。坝址以上面积 100 万方公里，则卵砾石年输移量平均为 1  亿吨，相当悬移质泥沙年 5  亿多吨的 1/5。这和都江堰测估的年输移量卵石推移质 200 万吨对比泥沙悬移质 1,068 万吨也是 1/5 一样。 

7．早年只有杜布瓦曾分析过床沙推移的现象，至今床沙和底沙归并为一类，并认为它们是分层揿起运移的。这在下游河道坡降平缓，象黄河下游悬沙、底沙和床沙为同一种的泥沙，可能如此。在长江上游山区支流上坡陡流急，卵石床沙虽在枯水清流下也是多层同时运移的；只是当暴雨时地面流挟带泥潲泻入河槽，才见泥沙悬移。床沙和悬沙运动机理迥异，其流速垂线分布也不连续。卵石床沙运动的机制尚末为人们掌握，量测河流的床沙运移也迄无办法，也未测知卵石颗粒粒径及其大小分布。更不可能藉模型试验推论出河流的卵石床沙输移率。所有这些输移的卵石床沙在筑坝后将沉积在水库末端，没有一颗可能排出坝下。我们还没有方法通过测量或试验推知其沉积量，只能按上节间接从小流域单位面积的年输移量推断年平均 1 亿吨沉积，这还未包括卵石夹缝以外的泥沙沉积量。

这每年 1 亿吨砾卵石夹沙是年输移量或年沉积量的统计平均值。它并非在年内或汛期内均匀地出现的；它可能通过一次或历次洪峰短期内沉落。十年内或廿年内可能由一次洪峰带来十年或廿年一遇的几倍于这年平均的沉积量，堵塞港口或航道，无法及时清除。当然也可能在一二十年内汛期洪水较小，年输移量不及 这平均值一亿吨，而航道安全畅通。

8 ．结论：长江三峡段受宜昌下游河段淤积延伸的影响，是属于缓慢淤积的河段。四川盆地漫铺着砾卵石，它是上游干支流的造床质，其输移量可观。当其输移不动而沉积使三峡建坝永不可能。

五、关于三峡工程报告和三峡办公室对42号委员答复中一些违背上述河床演变原理的论点 

1 ．凡考虑河床演变，其目标对象应是造床质。这在长江上游是砾卵石，不是泥沙。泥沙在长江上游是悬移质，并不参与河床演变，只有筑坝改变了水流的自然情况后一些粗沙夹在卵石缝里，部分粗沙沉落在水库末端。今所有模型试验和推算中的原始资料不论悬沙、底沙和床沙一概用同一种泥沙，在量测不到实际运移的底沙和卵石床沙情形下这样做，是不符合原体运移情况的，所得结果和推论是无意义的。

2 ．洪水时这些卵石造床质在四川盆地上和金沙江流域内全面地运移，并非只有四周山谷里输出卵石。这从四川 817 洪水各地的图片上可以看到，人们凡亲历川江各大支流发洪水时，也都可看到卵石运移、河床演变的真实情况。长江上游 干 支流自重 庆 以上都是 冲 刷性河型 ， 年输沙量 下 游的必大 于 上游的，否则盆地内将出现长期内堆积的沙石，而这现象从来没有。

如今岷江都江堰鱼嘴实测的年平均输移卵石量达 200 万吨，而下游寸滩的倒只有 27.7  万吨，宜昌有 75.8  万吨。前者流域面积只有 23037  方公里，宜昌则达1000000 方公里。宜昌年输移卵石量理应较都江堰大 50 倍左右，今反而小到 1/3，殊难解释。

都江堰鱼嘴处水浅，卵石输移可以观测清楚，虽有误差，总不至于达到数量级的错误。而寸滩宜昌长江断面水深 30 米，量测卵石床沙的运移，难以得出可靠数据。特别是当洪水时实际上无法量测。在测不到的情形下，不能说床沙是静止的，或其量甚微，容易处理。况且长办自己掌握的黄柏河卵石运移量测，区区二千方公里内竟输出沙卵石十余万吨。凡床沙运移量测总是偏少的，所以相形之下一百万方公里内只输移年 75.8 万吨，显然是完全不可靠的。如前所分析，三峡砾卵石床沙出口年平均一亿吨，较为合理。

3．现在还未有挖河机械设备能在几十米水深下快速地掏起大量的大卵石来。蚌爪式挖泥机只能抓些泥沙和小卵石，而且动作很慢。上述估计的年输移卵石平均一亿吨可以在一两次洪水几天内运移下来而沉积在重庆上下。欲挖掏机船的能力与之适应，现淤现掏，以保证通航，实难做到，所谓“入库卵石下移很慢，数量有限，……可以采取对策”，不知何所据而云然？继续下来的卵石将向上游延伸， 洪水淹没江津合川的田地，贻害无穷。

周恩来故总理曾警告过：三峡修坝决不能影响长江交通大动脉，一有这种情 况出现，就只能炸掉大坝。

炸坝后由于两岸直壁高近千米，不能就近出碴，只能用船运出峡到下游空圹的地方抛弃，其费不赀。即使在清除大坝石碴，江流畅通之后，重庆一带所沉积的砾卵石也不可能藉自然流水冲刷出峡，因为这些洪流下来时另又挟带着已充其能带量的砾卵石，没有余力再增加负荷可以挟带或冲动原先沉积的砾卵石，所以所有沉积的沙石一律须掏挖起来用船运出峡，其费更属不赀，且长江须断航几年。
乃今人说，卵石淤积很慢，来量不多，大坝可以维持发电航运长达一百年的寿命。就照这说法，百年后仍须炸坝运走石碴，并且须挖起过去一百年间所沉积在江里的砾卵石，才能通航并免除淹没江津合川田地。把这笔帐算入投资和善后 运行费里，仍会得出此坝决不可修的结论。

4 ．现在我们必须认识清楚的是，砾卵石年输移量实际上大致是平均1亿吨左右，决非 75.8 万吨！！！

不管此是彼非，大家至少都承认不论来石多少，总之一颗也出不了大坝，沉积是肯定的。至于悬沙 5 亿多吨年平均量造坝后，将有部分随着砾卵石淤积在重庆之下，将是次要的问题了。主要是认识清楚砾卵石的年平均输移量究竟大概是多少，但不管多少，它们必将全部沉积在重庆，根本毋须作什么模型试验。况且当代模型试验对于动床的模比无论在原理上或方法上皆未成立，

 

其根本性错误有下列诸方面：

（1 ）水道在不定流下其中任何横断面上的水力条件既取决于上游来水来沙的变化，同时也决定于下游控制面以上所有断面的水力和槽形变化情况。所以，凡作试验所取河段必须从已知入流情况的断面起始，直到下游控制断面为止，不得仅仅截取其中一段，遗弃其下游直到控制的一长段，因为这一长段的河床演变情况决定着所取段最下断面上的水流和河床演变情况，缺了它所作试验便无意义。

这最下断面的各种水沙流变化情况又取决于其下游直到控制的一长段演变情况，这情况也必须藉试验定出来，不可能代之以计算。（例如今韩其为所作的假定恒定流的计算）。若然可能代以计算结果，那何妨全部都作计算，又何必作局部不可靠的试验。所以说，若靠试验作水力分析，必须取已知入流断面直到控制的全河段，这就太长了，实际难办到。详见黄万里：“试验研究明槽非恒流的旨趣与途径”。

（2）模型试验所用的佛路德模型律数只是两种速度——流速和波速的比例，只能反映运动学的相似律，对于定床清水流是合用的。其中未含质量为参数，未能反映流体和泥沙固体的不同作用，因此不是动力相似，不能用于两相流的分析。试验中单靠起动相似，不能反映含沙浓度和卵石夹沙颗粒大小不同所起的不同作用。试验不可能反映原体河床演变在模型中的相似性。我们还须建立一个新的动 力相似的模比定律。

（3 ）在水沙流模型理论中，沙流的连续方程普通地采用了拉波拉斯方程是错误的。

拉波拉斯方程不同于上列泊桑方程之处是式右边一项为零，亦即假设水沙流中单宽浓度在河床冲淤过程中随时不变。这可从实测资
料中考查，是没有根据的。人们却都用上式来推算沙流的时间比尺，是错误的。

若改用正确的泊桑方程，就会觉悟质量守恒连续方程根本不能用来推论时间模比，我们另需要一个正确的两相流模比律。（详见黄万里，1975  年“沙流连续方程意义的简释”）

总之，动床模型试验的理论与方法当今还未成立，各家试验结果，也大相迳庭。好在三峡的沙石在水库内的沉积问题根本毋需试验，卵石不管多少，将颗颗沉在重庆！！！

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

柴静

1
我刚做记者的时候，《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时间说过一句话，去现场采访的时候“要象外国人一样去看”。
他的意思是不要熟视无暏。
我以为自己听进去了，看一个美国人写的中国，才知道我对现实已经失去多少感觉。
他写 “任静要出去打工，妈妈有点惊慌失措地追着女儿到了工厂门口，求她留下来，说她太小了，姑娘什么也不说，也不看她母亲，那女人求着情，突然大哭起来，女孩儿依旧不为所动。最后，母亲让步了，大声叫着“去吧，你愿意去就去吧”
她转过身，慢慢穿过马路，大声哭喊着。
她一走开，女孩儿也不自禁大哭起来------把头埋在双膝间，抽泣起来。接下来一个小时，母亲和女儿站在街道的各一边，哭泣  着，她们都很生气，不跟对方说话，不看对方一眼，可母亲还是不愿意离开。
姐姐来了，隔着路给妹妹传口信“她叫你当心”
十六岁的女孩回了一句“告诉她，我不会有事的”
五分钟后，姐姐说“她哭了，她是真想让你留下来”
女孩口气很硬“今天晚上一到那边，我就给她电话”。
 工人们装好了车。她终于爬了上去。最后，母亲眼看着所有的哀求都无济于事，就送过来两百块钱。站在那儿看着车消失，泪水从脸上落下来。
另一对姐妹也在这个车上，来送的是父亲，没有拥抱，没有伤感，他关心的是更重要的问题“衣服要暖和，天气凉了，不注意要生病，生病了又得花钱买药，要穿暖和，好吧？”说完这些，转身大步走了。”
 
中国古老的乡村就在这个细节里挣扎着，又绝不回头地消失了。
 
2
何伟在90年代来到中国人，生活在小城市，一个美国人想在中国默默观看什么事而不成为被注意的焦点，会有多难。但看看他写的清明这天的中国：
 “早上杏花落了一地，象春天的暴雪……几个男人在土坟前转‘这儿埋的是我爷爷’
‘才不是呢’
‘我觉得是’
‘瞎说，那是你爸的大哥’
 
何伟写“他们很少提到人的名字，只提跟某人的关系，也没有相关的细节，没有具体的记忆。”
 其中一个坟墓是新的， 是一个前两年刚搬到城里的老头儿，坟上新鲜的泥土堆得很高，何伟拿起一把铲子，给土堆上填了一点土。“有人拿起一沓冥币，点了起来。另一个人拿了一支香烟，插在坟头上，香烟笔直地竖立着，几个人退后一步，看着这土坟，议论两句
 “他实际根本没抽过红梅”
“对，贵得很，他原来都抽黑菊花”
“现在买不着了，80年代的时候流行”
这是人们提到的唯一与死者有关的细节。站了一会儿，魏说“好，走吧”
其中一个转头看了看“烟没事吧”
“没事儿”
他们几个人“顺着那条之字小路，下到了沟谷里，地上是杏花花瓣，高音喇叭里正在播送一年一度禁止上坟烧纸的通知。一行人回到地里干起活儿来”。
这个拎着沾着土铁锹的美国人，看到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
 
3
 
何伟在美国的时候叫彼得海斯勒，他在小学校里讲中国，让小孩子提问，孩子问“中国父母杀掉女婴吗？”“中国人吃狗吗？”，他感觉很糟糕，“怎么两个问题都是这样子的？”

他在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在涪陵教书的时候，课本上对于美国宗教的介绍是有什么样的邪教，对于学校的介绍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凶杀案。他对学生解释“这些事是真的发生的事，但它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国社会”
 他希望人们描述一个国家要讲清楚那些背景，用时间去长期采访“而不是简单告诉他们什么是最不好和最好的事情”。
 
 
 
4
他笔下的中国具体而细微。

他写姓魏的农民一家，这个荒僻的小村子2003年开始多了游客的生意，老魏从务农转成经商后，收入超过了三万元，比前一年多了百分五十，但这个家庭的人都开始焦虑不安。
 男人原来只是偶尔抽只红梅烟，但现在一支接一支，晚上喝酒，问他哪里不对劲。他说“随时随地感到很紧张”
他不断地担心钱的问题，他买了一双三十多块钱的“意大利”牌皮鞋，鞋盒子摆在很显眼的位置上，还有一件人造皮的夹克，离开村里去县城的时候就穿上。“中华烟”很管用，能帮他拉到生意。
男人入了党之后应酬变得多起来了，晚饭后，女人打电话给男人，接电话是别的人，她听了一会儿，突然变得不耐烦起来“他喝醉了，是不是？那他晚上还回不回来？叫他给我电话”
她坐在饭桌旁沉思了一个小时，孩子好象没看见。
 后来电话响了，她挪到另一个屋子里接，“你晚上必须回来”她声音很严厉“听见没有？今天晚上一定要回来”
何伟出门的时候，发现男人已经回来了，喝醉了，倒在墙边上。
女人也想跟男人一样试试自我发展，她把自己做的玉米粉条送到城里卖，她挨家挨户推销，但她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没有“关系”，只好退回到这个孤独的村庄里。
后来她的口头禅成了“我管不了”，她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不看不听，用这种淡漠的态度来作消极的反抗。但人的心里是受不了什么都没有的，所以她信了佛教，因为她听城里来旅游的人总谈起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对一个人该怎么生活，他们有主张”。她在靠墙的地方放了两张桌子，上面铺了黄色绸布，摆了两尊佛像，还有三个桔子，五个苹果，三杯白酒。她觉得自己平静一点了。
隔着几米远，就是她丈夫泡着刚杀的野猪幼仔的白酒坛。
男人看不上他老婆的求神拜佛，他是村里唯一看过三十几本法律书的人。一心想竞选村党支部书记，暗地张罗，双方都不动声色，书记是个女同志，请他吃饭，不明说，但意思谁都明白了“你要是不争，等我卸任了就是你的”。但他不打算退，觉得书记在征地上的事让村民不满，他的胜算还挺大，竞选前镇里的领导来开了一个会，什么都没说，只是表扬了一下在任书记，然后让党员表态，轮到他，他心里已经挺清楚了，说了句“干得不错”，就坐下了。
他从政的经历就此失败，在此前一个算命先生对他说过“你绝对不要介入政治”，这事之后，他找了开天眼的人，把天井重新翻修了一下，这是他学到的又一样东西“他再也不会把算命先生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了”。
 何伟写下这些，他说“西方的报纸上总是着眼于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们把过去的经验用来应用到现代的挑战上，遇到了麻烦，父母和孩子处在不同的世界里，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世界站稳根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5
 何伟不是记者，一开始也不是作家，他只是一个美国的普通人，1996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坐着火车到处旅行，经过北京，原来打算呆一周，决定留下来因为这里的人“比较活泼”。
27岁他作为志愿者来到四川的小城市，“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你几乎看不到什么外国人，我喜欢这种挑战。我也喜欢长江和那里的风光。涪陵比四川中部更加多山，我喜欢在那里跑步或者远足。”
他没学过中文，不是任何媒体的记者“因为以前没有研究过中国，我对这里的人和物反而没有什么强烈的态度或意见。有时候你缺乏相关知识不是坏事，中国变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代真学了什么有关中国的东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过时——中国已经变成另一个国家了。”
 
2001年他申请了驾照在中国漫游，租了一辆北京产的切诺基沿长城行驶，外国人租车是不能离开北京的，不过他已经学会了小小的违规，如果车撞坏了，租车的人会拿出一张“美中拖拉机协会”的空白介绍信算作他的单位。
他不能在车上带GPS，害怕在西部被当成干测绘勾当的外国人，他在小旅馆住宿有时会被上报给警察局，所以晚上他住在土路上，午夜帐篷突然被照得通明，他猛地坐起，以为是驶近的车灯，拉开门帘，才意识到是圆月升上地平线，他在月光里“静静地坐着，等待我的恐惧平复下来”。
 
后来在长城脚下一个偏远的小村子里生活下来，租住在魏家，墙上是《还珠格格》的海报，和一对双胞胎小男孩的大幅画像，“生双胞胎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唯一可以合法拥有两个孩子的方式，其实就连这张像上的双胞胎也不是真正的，只是一张复印了一份，反着放在一起。”茅房里两块石板中间留着小缝算是蹲坑，晚上睡觉他听到老鼠在墙上跑动“每当月圆的时候，这些家伙尤其活跃，在那样的夜晚，我能够听见它们把核桃滚到屋顶的秘密仓库里藏起来”
自从他租住在三岔村后，村子里叫“搅屎棍”的人向警察告发他。他知道“警察只是不想有麻烦”，他找出法律条文，主动去拜访了警察，中秋送了月饼，春节送了水果，终于有一天警察对搅屎棍说“别作无用功了”。
6
写这个村子不是他的本意，只是生活从人身上流过，一开始只是细流，后来漫溢成河，回转盘旋，他不由得要对它观察。
老魏的孩子是一个精瘦的农村男孩，精力无穷，喜欢跟他打闹，叫他“魔鬼叔叔”。孩子上学之后，学校里没有零食，也吃不太饱，但一回到家，都是城市旅游的人带来的方便面和薯片，每天写完作业吃着垃圾食品看电视，但母亲并不觉得怎样，对农村的人来说，“孩子能吃永远是好事，电视不看就浪费了”
孩子肚子已经有点滚圆，腿上长出赘肉，稍跑几步就气喘吁吁，何伟希望他能多吃点水果，但妈妈说冬天不要吃水果“不顺气”。她打量着儿子，挺满意“他现在有点象城里孩子了”。
 
何伟写“他们同时过着现代生活，和传统生活，但他们同时抓住了这两种生活里最糟糕的部分。我并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摆脱贫困，也对这种适应变化的努力保持崇敬。但这个过程如果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本书的主题鲜明如刀，就是中国农村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但何伟并不是从写“史诗”的雄心出发的，这只是生活的潮水落下去之后，自己裸露出来的主题。
7
他的书被称作“非虚构”写作的典范，但他不太喜欢被归类，““非虚构”我也觉得是个很奇怪的词，它不是说这东西“是什么”，而是说它“不是什么”。我觉得分类并不重要，哪怕我的书被分为旅游书它也是有特点的”
 
他默默无闻写了很久之后才成为《纽约客》的作者，他没有学过新闻学，也没有捆在身上的荆棘“我写作的领域由我个人的兴趣，而不是出版商或者编辑决定，我愿意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有真正的决定权，这对我非常重要。”这种独立性让他更象一个作家而不是记者。编辑有时会要求他去采访某一个热点事件，他说了句让中国新闻人会莞尔一笑的话“我能顶住”。
 
他也不回避自己在生活里的参与。在三岔，小孩子得了血液病要输血。何伟认为血源不安全，但他最后也没争过那里的医生。争执之后，他写“我坐了辆出租车回到家，洗了个澡，一个人吃了晚饭。夜里，我感到一阵麻木。一刹那间，我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坐了起来，感到十分的无助，竟至无法呼吸。”
用连清川的话说“如果你要了解当下中国的真实生态，你就必须有这种窒息的体验。”
他在书里也诚实地写下不愉快的事情，一个擦皮鞋的男人欺负他是外国人，他们大吵，几乎动起手来。
给他校对的美国朋友说“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当地一个女孩却写信给他说，这个细节让她接受和同情他“因为我理解一个人被自己曾经厌烦的东西捕获时的悲哀”。
何伟并不是用外国人的眼睛来看中国人，他是以人的眼睛来看人，也看自己。
 
8
何伟经常被问，“中国的政治下一步会怎么改变”他说这种问题特别难回答，“实际上对于我来说不是太重要，我在中国的工作不是改变中国，或者改变中国人的想法。我关心的只是今天他们怎么想”只不过，他说，在不到十年的时候里“所有人都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也都改变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每个人都在剧烈地变化，反复摇摆，有时自行其是，有时候被裹胁而去。
他很少对这些人评判，但有一个细节除外。
六岁的魏嘉经常感冒，他父亲的反应是把名字改掉。嘉这个字有十四划，不吉利。计算机分析说五行中缺水-----何伟说，“我在中国认识的人基本上都缺水”。计算机给的方案是“淞”。
 改完名字之后，孩子总是一言不发，大人问好几遍，他回答“不好”。有什么不好，他不给理由，也没提出另做选择。跟往常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没生气也没冲着他妈吼叫，他的反应只是一句“不好”，这两个字还是自言自语说出来的，时间慢慢过去，这种克制态度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合体，当中有无能为力，也透露些许力量。他爸爸无法明白哪儿“不好”，很快就懊恼不已。
对这孩子来说，电脑已经给他承诺了鸿运当头，大富大贵等等，但到头来，这一切统统“不好”，反正就是拒绝使用。
 
几个星期后，他的父亲放弃了，再没提起这个名字。
写完这个故事后，何伟写了一句有点抒发感情的话“从此以后，他永远叫魏嘉”。
对这个并不与什么对抗，只是要成为自己的孩子，他好象有某种敬重和感情。
 
9
 前阵子，我爸打电话给我，说家族决定把老房子拆了卖掉。这是一个三百多年的清代宅院，我在那儿出生，长到八岁，一个人关于熟悉和稳定的感觉都从那儿来。我爸问我“你看你什么意见？”
这个房子的产权属于十几户家庭，我也没有那个财力去买那个房子，我只能说“由它去吧”
 放下电话，我想，由它去吧，对所有我干预不了的事情，我只能狠狠心，由它去吧。就当是看历史，旁观好了。我早就变化成另一个人了，我不需要这些。别动感情，就这么着吧。
在何伟书里，写到这个家庭里，魏嘉的大伯是一个智障聋哑人，村里人叫他傻子，没有人理他，何伟每次试图跟他说话，都被村民拦住“他听不懂”。只有不满6岁的孩子跟他玩，玩的时候他很欢乐。有一天，魏嘉的爸爸让何伟开车送一家人去镇政府，到了门口，开开门，他把傻子拉下了车“政府应该每个月给我们钱养他的，他们不给，我只能把他留在这儿，直到他们愿意出钱为止” 。傻子没有任何表情。
 
魏带着他哥哥穿过院子，走过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钢球雕塑，进了大门。
 下午稍晚的时候，领导们用车把人送回了大山里，在离村子里还有几公里远的地方停下了，傻子从来没有一个人离家那么远过，但他靠本能找到了回家的路。
何伟再回到三岔村的时候，傻子远远地看见他，咧着嘴大笑，指着轿车，比手势，是在讲述坐过他车下山的事。
“我懂”何伟说“我记得”，他想道个歉，说自己当时明白这事儿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抱歉把傻子丢在政府了。但是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办法表达歉意，傻子还在那儿激动地大大比划着手势。
后来补助就有了，再后来还给残疾人发了彩电，魏嘉的爸爸把彩电送给了一个“关系”-------“反正傻子也看不懂”。傻子晚上一个人坐在黑屋子里。
等孩子6岁之后，长出了父亲一样的桶状胸脯，也学会了像其他人一样对傻子不理不睬。
我已经学会了不理不睬，觉得这样才能避免痛苦，何伟却写出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和冷漠之下的实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不管你知不知觉，承不承认。

驭火者卡扎菲

 

云也退

 

 

政治领袖搞文学创作，并非自穆阿迈尔·卡扎菲始，但卡扎菲的文采之“斐然”却素有其名。十年前，国内的一家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一本薄薄的小说选，其中让一个政治统治者寤寐思服的那些东西，即便经过翻译的中转，依然跃然纸上：

 

群众欢乐起来时是多么热情似火、情采动人！他们会把他们爱戴的人扛在肩上。他们就曾扛起过汉尼拔、巴克利、萨沃纳洛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墨索里尼和尼克松。可是当群众愤怒起来时，又是多么冷酷无情！是他们密谋毒死了汉尼拔；是他们架火烧死了萨沃纳洛拉；是他们把自己的英雄丹东送上了断头台；是他们打碎了他们敬爱的演说家罗伯斯庇尔的颌骨；是他们拖着墨索里尼的尸体游街；是他们先是鼓着掌把尼克松送进了白宫，然后，当他离开白宫时却朝他的脸上啐唾沫。……谁能同一种集体的而并非个人的头脑去讨论问题？

 

不管我们用什么词语来称呼他：独裁者也好，暴君也罢，都不能否认他在这方面是个明白而坦率的人，并没有把真实的恐惧掩藏在爱国爱民的说辞之下。墨索里尼率领的那个欧洲三流帝国，曾在上世纪给利比亚带去一大段惨痛记忆，他的下场应该最能给卡扎菲以警训。埃利亚斯·卡内蒂在《群众与权力》里把群众比作火，卡扎菲所要做的，就是如履薄冰地利用好这种稍不留神就会惹上身的危险力量。

在1969年9月1日的革命中，无组织无纪律的人民帮了卡扎菲一把，推翻了塞努西家族的君权统治。这个政府不论在组织方面还是在民心方面都不具有太强的抵抗力，就连伊德里斯国王本人似乎都不怎么关心政事，而是躲在昔兰尼加去思索哲学和宗教。卡扎菲振一振臂，下面的市民团体哄一哄，利比亚的江山就易主了。

 对于现代利比亚，常年研究中东和北非政治的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在1987年出版的《卡扎菲的世界布局》里评论道：“1951年刚刚独立的利比亚存在着低层次的国家意识或者国家认同。”这种认同决定了利比亚率先选择了君主制，故称“联合王国”，世袭统治者是塞努西家族。这对于新生的、急需秩序和权威的国家来说是个很自然的决定，伊德里斯国王和王室的存在，是凝聚整个国家人心所必需的。

但是，在此后的十八年间，君权政府在治理国家方面铸成了一系列失败，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便是没能削弱昔兰尼加地区旧有的势力强大的家族，将社会结构调整稳定，相反还产生了王室和官僚体系这些新的特权人群。其直接后果便是贫富差距拉大，新发现的石油全都用来养肥富人，普通大众被隔绝于政治系统之外。

“九月革命”深受1952年埃及纳赛尔革命的影响，纳赛尔本人也是卡扎菲年轻时的偶像，他的“自由、社会主义与统一”口号被卡扎菲完全搬用过来。卡扎菲的革命委员会接管政权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例如在大国有争议问题上保持中立、反对国内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推进阿拉伯民族主义、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等问题上都与纳赛尔相仿。为了与前任拉开差距，卡扎菲政府给予人民以开仓赈粮式的好处，没收外国人的土地和机构、给赤贫者供房子、提高最低工资、加大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投入等等，一系列激进举措都是标准社会主义式的。

卡扎菲深知“认同”的重要性，他也深知前政权的失败就在于没能建立认同：王室、宪法、宗教、民族乃至精英集团都无法成为凝集核，一言以蔽之，他需要为利比亚植入“意识形态”。但是，圣约翰指出，卡扎菲限于其自身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背景，他的思想仍是一种讲究权威、等级、命令与服从的“沙漠哲学”。

形形色色的“革命政府”在有一点上是相似的：它可以给人民以一定的恩惠，但决不会“还政于民”，在把人民排斥在政治之外这一点上，卡扎菲和被自己努力诋毁的前任没有任何区别，而且，他还可以比前任更加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出身人民，因此可以“代表人民”。为了尽可能延长民众对革命的热情与新鲜感，七十年代初，他动员利比亚全国发起一轮又一轮的革命，彻底摧毁原有的一切制度、组织、资产阶级与官僚主义，揭发、逮捕不轨分子，提倡纯粹的革命道德，抵制来自国外的思想侵蚀，等等。得到领袖感召的普通民众被武装起来，他们被允许砸烂一切，唯一不能砸的就是发出这一切指令的中央革命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各省市行政机构。

所有既遂革命的领导者都要神化“革命”（但不敢轻易神化自由，因为本质上个人取向的自由很可能让革命者遭到反噬），卡扎菲也不例外，他建立了“第三世界理论”以支持九月革命的合法性，又赋予民众以充分发泄的自由，让其感受到“革命”带来的快感。革命成了卡扎菲的镇宅之宝，一旦国内外有何风声不对，立刻求助于调动民众的情绪，所谓“大乱大治”，渐渐形成了那种我们熟悉的社会主义直接民主，1975年，他在政纲式文献《绿皮书》里，基本上用卢梭式“自己统治自己”的思路否定有限的代议民主和政党政治，进而指出，能代表全体人民意愿的最佳政治组织形态，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卡扎菲算是幸运的，在四十余年统治时期里，他几乎试遍了一切“驭火”的手段：从鼓动人民内斗和驱逐西方外敌，到建立“让人民监督人民”的政治组织，他成功地在全国禁绝了一切党派和社会团体的形成，最终，一如圣约翰先生在最近的《纽约时报》上所说：“摧毁了利比亚的市民社会。这个国家没有政治反对派、独立贸易联盟、Kiwanis俱乐部或者PTA，政权承认的最后一个民间团体是卡扎菲次子于20年前创立的基金会。”

对一代代利比亚青年而言，卡扎菲在他们眼里始终没有完全丢失领袖的人格魅力，而且他的力求平等的分配政策也确实具有一定的安抚力量。利比亚需要一个能体察人民、动员人民的领袖，自然，这个人必须与人民之间有高度的情感认同。卡扎菲在1988年出版的一个小故事集里写道：“要享受快乐，就要到乡下农村居住，这里的体力劳动意味着即能满足生活需要，又能强身健体，此外还是一种快乐。”从这里可以看出，卡扎菲是多么小心地去掉自己身上政治人物的气息，代之以凡人皆有的乡土情感。对他来说，马克思所谓“人民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唯一力量”无疑是绝对真理，然而，不要让人民感觉到自己“可使由之”，成为被政治人物利用的工具，是卡扎菲式民粹主义的一个核心关怀。

1998年，也正是被南非政府授予“好望角秩序”荣誉称号、以嘉奖其对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作出的贡献时（曼德拉甚至甚至说：“穆阿迈尔·卡扎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偶像之一”），卡扎菲在《逃向地狱》一书中再次直陈自己对“水能覆舟”的焦虑：“当民众自由行动时，我热爱民众的自由，没有比自由更好的主宰者。他们在历尽艰难困苦后，打破了自己的锁链，唱歌跳舞以示庆祝。然而，我是多么惧怕他们！我爱民众就像爱我的父亲，但同样也惧怕他们。”

若干年后，当他担忧的事情最终发生时，一生强硬的卡扎菲将军依然说出了“我的人民站在我一边，他们会为保卫我而战”这样的话。这便是在一个仅仅遭到过低级殖民的贝都因人国家，一位“沙漠领袖”所拥有的底气；与之相反，在受过更系统化的西方殖民、且又毗邻以色列的埃及，穆巴拉克没有抵抗多久就乖乖让了贤。两者的对比，再好不过地提醒了那些仍然在朝的统治者：防患未然，宁紧勿松。

卡扎菲让他的人民付出了政治上陷于弱智的代价，换来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能给利比亚带来变数的，恐怕只有“人亡政息”的铁律。圣约翰在2008年出版的《利比亚史》中已经预见到，虽然“利比亚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保守社会，相当大一部分人对现状很满意，他们已经接受了现政权那种介于有限的政治改革与相对高的神话国水平之间隐形的、折中的治理方式”，但由于政治上停留在前现代，贝都因部落文化仍有广大市场，一旦独裁者不在，“利比亚将陷入局势紧张、危机四伏的状态，各种社会力量将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戏。”如今，他的预言看起来已经实现了大半。

一

“你怎么看埃及的革命? ”

在中山北路的一家咖啡店里，我问对面的年轻人。昨夜，我从北京到台北，打开电视机，发现穆巴拉克辞职了。

这实在出人意料，街头抗议真的能终结独裁统治。狂喜、骚乱与希望，正席卷中东，从突尼斯开始的“茉莉花革命”，迎来了阿拉伯之春。它当然触及到很多中国人的心，民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与餐厅里的茉莉花茶焕发了意外的生机。

我错过了第三波民主浪潮，当它在八十年代席卷东亚时，我还太年幼，只记得电视新闻中，韩国学生向警察仍石块，菲律宾的阿基诺夫人说“人民的力量”。我甚至没意识到，天安门广场上头顶上缠着白布条的年轻人，也是这此浪潮的一部分。

二零零四年，当颜色革命一个接一个发生在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时，我正沉浸在中国崛起的幻象中，饥渴地想分享一个新超级大国的整体荣耀。隔在“人民的力量”与“颜色革命”之间的是中国令人震颤的经济增长，一个大国崛起（或是复兴）的故事。而在“颜色革命”发生时，这个中国故事的步伐加速，它甚至不仅要崛起，还要“统治世界”。

“民主”概念在这个中国故事中似乎无处容身。一种奇妙的共识正在形成——或许正是因为没有推行民主，中国才取得了如此成就。即使一些人承认了“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也丧失了它的普遍意义。一些时候，它被贴上“西方式民主”的标签;另一些时候，人们则声称中国已经获得了“民主”，一种“中国式民主”。

总之，“民主”既缺失足够讨论，又被过度诠释。它似乎与每个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无关，与那些上诉无门的被拆迁户、上访者、战战兢兢的私营企业主、自我阉割的知识分子无关，它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因为足够抽象，它可以被忽略，或任意扭曲。

但这一次可能不同。自从突尼斯的抗议发生以来，它就在中国社会激起了奇妙的反应，越来越的中国人意识到，他们的现实生活与此相关。我则好奇，中国似乎能抵挡每一次外来的浪潮，这次会有不同吗？

但台湾人生活的是另一个世界。一场小雨过后的台北，清新、少许的寒冷，树叶仍绿，沥青马路上的黄色分隔线更为醒目，出租车与摩托车呼啸而过。距离蒋经国的“解严”已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不管有多少表面的政治丑闻，民主体制已经得到确认，它是第三波民主浪潮中的成功者。而且，只要你在这里稍作停留，就会发现这个社会业已成熟，它受政治权力影响甚微。

这个年轻人穿着深蓝色的长外套，眉毛稀疏，还有四个月就二十七岁。他热情、敏锐，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尽管有时话太多了。他在一家台湾基金会工作，对于中国的民主进程有着异常的兴趣。这多少出人意料。

对他这一代人来说，民主像是空气、阳光与水，自从出生起，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被迫的沉默、军警的审查、猛烈喷发的狂热，他们都没体验过。政治或许仍旧重要，但它不是自由与压迫、民主与独裁之间的较量，而是身份的寻求与确认：你是“蓝”是“绿”，是“统”还是“独”？在过去的几年里，甚至这也不再那么重要了，他们都是“台湾人”。距离“解严”四分之一世纪了，获胜的不仅是民主体制，也是台湾的主体意识。

胜利也带来了空虚。年轻一代既不需要对内争取自由、民主，也没兴趣对外争取拓展国际空间。这两股曾推动台湾迅速崛起的力量，如今都消退了。填补这种空缺的是一种自我沉溺。整个台湾社会都在向内看。它可能是不可避免，或许也值得庆贺，每个人、每个团体都要经历这自我寻找的过程。同时，它也令人忧虑，倘若你放弃了对更广阔外部世界的兴趣，这自我寻找经常流于狭隘与单薄。

突尼斯与埃及的革命很难激起这里年轻人的兴趣。它们离台湾太远了，没有外交关系，没有经贸往来，在政治制度与文化形态上相去更远。他们很难、也不需要体验民主分娩时的阵痛与狂喜。一位著名艺人的吸毒，比开罗解放广场上的胜利更重要。

但这个青年不同。“它确认了我对于民主的理解，它真是有普遍价值的”，他情绪激动的说。埃及的经验弥补了他所错过的台湾民主历程，更重要的是，它还确认了他对于中国未来的看法——它终究要变成一个民主政体，这是潮流与趋势。我多少理解他的感受。几年来，中国模式的愚蠢论述充斥在世界媒体，当然也影响到台湾，似乎中国真的不需要民主。

他年轻，有很多梦想。他把对中国的民主变革，视作自己努力的方向。这既不寻常，也很正常。在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要寻找自己的价值与意义。他恰好把自己的价值与意义，建立在这个雄心勃勃、也多少显得遥不可及的目标上。这也像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逆反。台湾社会不能为他提供足够的刺激，他就索性去寻找一个更大的目标。谁知道，他这信念能坚持多久，会不会中途改变。但此刻，开罗的胜利情绪，飘荡到台北，鼓舞他去改变北京的愿望与信心。

中国会像埃及一样吗?现在，轮到他问我了。这个问题，我在不同的场合已碰到好几次。

应该很难。中国的情况要更复杂：国家机器更强大，社会控制更严密，共产党的体制也更富弹性，没有一个明确的独裁者作为目标，中国民众的忍受力也超越人们的想象。我总是这样回答，这多少令我的朋友扫兴。

事实上，我对于自己的答案，没有一点信心。我很清楚，对于中国变革的可能性，我不仅缺乏深入的理解，更为致命的是，还丧失了想象力。

我很难想象这个政权突然终结时的场景。在公开的文章里、私下的谈话里，我已经诅咒了这个体制很多遍。不仅从常识上，还是在繁多的政治经济著作里，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都不能、更不应该持续。但是，它会怎样终结？该怎样让这种变革更为顺畅、更少振荡？我几乎从未设想过。

这是一种思维上的懒惰？还是蕴涵着某种更深的困境？我可以找出很多借口为自己辩护。知识分子不该成为预言家。近代历史上，已经充斥了这样的例证，中国受害尤深。我也可以搬出那套似乎深刻的“反革命”理论：中国社会总是在暴君政治与暴民政治之间摇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戏剧不断上演，新的解放者经常比旧的压迫者，更令人惊恐。此刻的中国不正在处在这种气氛中？一九四九年的解放，已被普遍视作一次失败的革命，它不仅没实现最初的许诺，还意味着重重灾难，蒋介石被重新浪漫化为民族英雄与开明的专制者。这情绪也影响到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倘若没有孙文这样的激进分子，中国就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君主立宪国家。

但一旦静下心来，我就不得不承认，这些原因禁不起推敲。历史或许存在某种规律，它的惯性会影响此刻的现实，但它的复杂性常超越我们的想象，我们以为的规律与惯性，不过是另一种刻舟求剑。推翻清政府的不是孙文的革命党，也不是武昌城里的临时起义军，而是曾努力维护旧秩序的立宪派。而谁又能料到解放广场的群众示威会带来这样的后果。埃及的转型当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这丝毫不减弱推翻一个长久独裁政权的成就，政权更迭的代价，则比人们预料得要小得多。

更重要的是，个人的自由意志与创造性，经常打破所谓的历史的惯性与规律。一年前，我埃及旅行时，人们期待的是巴拉迪，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拥有世界性声誉的自由派，回到埃及领导反对运动。但当革命发生时，一些从未预料到的人物，成为运动的核心，给予运动需要的能量与方向。

为何我丧失了对未来的想象力？很有可能，这与整个知识阶层的失败感相关。

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很难相信知识分子在政治与社会变革中本应扮演的角色——即使不是中心性的，也该是不可或缺的，它既使在实际操作中不够精明，也该有道德与知识上的权威。但现实并非如此，在多年的政治迫害与持续的反智的社会情绪后，这种使命感与中心感，已经荡然无存，一种无力感四处蔓延。对于很多知识分子来说，政治权力与大众都令人惊恐。与其思索那些宏观的、无法左右的问题，不如退回到自己熟悉的小世界。一种反政治情绪也随之而来。我不敢、也无意去想象未来，因为我无力参与其中。

更重要的是，不管我怎样厌恶这个体制，我仍是这个体制中的受益者。我担心既有的生活秩序被打破。在突然到来的无政府主义与现存的专制之间，我其实默默地选择了后者，它代表着我习惯的秩序与稳定。

很有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开罗的场景不会在中国发生。但这不该影响我们对于中国未来的想象力，为可能到来的变革做出智力与情感上的准备。反抗的意义，并不在于反抗一定要成功，而是抱有对可能性的渴求，能够在最晦暗的时刻，仍怀有对光明的想象。而这一切前提是，你必须坚信自己的创造力与使命，同时你又不能过分地自我迷恋，它常常夸大挫败情绪，怜悯自己的脆弱。

我知道，自己仍距此甚远。

  经过25年的革新，越南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不过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越共十一大在政治体制方面还不会有太多的突破，甚至会有一些稳固的举动，其更多关注的应该是政治如何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的问题。

                                                  越共十一大对国家发展方式影响不大

                                                                                          尹鸿伟 

        “庆祝越南共产党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 特种邮票首发庆祝仪式于2011年1月5日在河内举行。越南通讯传媒部部长黎尹合表示，此次发行的邮票凸显了党旗上胡志明主席的形象和党十一大的正式主题，邮票模式肯定了党的领导作用——引领越南革命从这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引领人民走上幸福温饱之路。
        越共十一大将于1月11日至19日举行，预计与会代表将达到1400名。许多纪念、猜测和期望都交织在了一起，其中的一个焦点仍然是越南国家、党、政、军的主要创始人和缔造者胡志明。
        “没有胡志明就没有越南”。越南人对他的印象一直完美无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一直生活在越南国家贫困、分裂和受外界欺凌的年代，在那样的特殊历史时期，一个人只要敢于为自己的民族、国家去奋斗、去牺牲，就可以获得足够的尊重。
        事实上，胡志明不仅仅停留在越共和国家历史的回忆中，即使在目前也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尤其在越南国内重要的节日来临，甚至将有重要的政治活动进行之际，执政者都会适时地把他的故事和精神搬出来，促使国家、民族在意识和行动上的统一，显然越共十一大也一如既往。

                              

                                          （胡志明的形象在越南国内随处可见，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尹鸿伟/摄）

                                                                                   灵活的政党与领袖

        每一次重大变革都有特殊历史背景，一直有越南本国学者以“始于窘迫”来形容，而之后的情况则是“破栏而进”（越战时越共军队中流行的术语，意指冲破阻力前进）。
        在越南中部海滨城市顺化独自游历的一天中午，我在古城内的战争博物馆里见到了许多越战时期留下来的武器。旁边有名年轻的游客和我一样对其中的美制M16步枪很有兴趣，围着玻璃框看了又看。
        他是来自韩国的新近退伍兵，之前在大学里学习世界历史，而且他在韩军里用过差不多同样的M16步枪。得知我来自中国，他显得很有兴趣和我用英语聊天，期间他表示：“如果越南以前的领导人也和美国成为了朋友，那么越南后来的情况也许就和今天的韩国很像了。”
        当时我以为他说的是南越政权及其领导人吴庭艳，不过他摇头后特别强调：“我说的是胡志明，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曾经很希望成为美国人的朋友。如果不是那时候美国人考虑法国的利益而拒绝了他，越南的历史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与韩国年轻人友好道别后，我一直对他的说法将信将疑：虽说越南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比较讲实际，或者说比较嬗变，但毕竟是如此“大是大非”的政治方向抉择问题。
        历史资料证明果真如此。1945年越南宣布独立后，胡志明多次写信给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积极谋求美国政府的支持，不过后者一直没有给予回复。随着法国殖民军重返中南半岛，围剿胡志明领导的北越军队，后者不得不向苏联和中国两位共产党大哥求援、靠拢，逐步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从1950年2月起，“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中国帮助越南抗法”成为了一种协议后的国际行动，随后在很长的时间里越南成为两大阵营不折不扣的角力地。
        显然，越南共产党自建立国家之初，就柄着一种灵活自如的生存、发展方式，并且在历史的每一个时期都能够迅速转身，趋利避害：包括在苏联的支持下进攻柬埔寨、控制老挝，在苏联解体后迅速撤军，同时与交恶10年的中国修好；还包括积极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并在1986年开始尝试进行经济革新。
        越南华裔学者陈子原说：“以前越南国家小，国际政治地位也不高，所以共产党的领导者一直在想方设法保存力量，保持国家的完整与独立，这些情况可以从各种具体的行动中体现出来。”
        他认为，与欧洲一些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太一样，许多越共领导人都接受过西方的教育或思想影响。当越共把法国人、美国人赶出去后，并没有完全否决殖民者遗留下的文化，尤其是近年来越共高层中有很多来自南方，南方干部对西方制度文化的领悟和传承比北方干部多。
        在我与许多越南人的交流中，包括在查阅越南国内的文献里，胡志明只有功，没有过；只有是，没有非；越南人对胡志明的崇拜绝对是五体投地。甚至可以这样说：胡志明是完美无缺的道德楷模，是越南国家和民众的精神支柱。越南人对于这位国家的缔造者有着发自内心的崇拜和拥戴，不需要任何监督，他们从来不会讲一句对胡志明不恭的话。
        我的理解是，由于胡志明逝世于越南国家统一、和平之前的1969年，没有能够参与到1975年之后独立、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中，所以后人对他的印象永远是单一的，不会再有什么改变。
        不过，透过越南人对胡志明的态度可以感受到这个国家的许多秘密，即在寻求新的发展方式的同时，他们也不会与过去完全决裂。其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改变都是有限度，或者说自身的创新性并不足，甚至往往只有在遭遇了问题后才会考虑如何应对，被动地推出新的政策。

                                                                                并不轻松的转变历程

        能够获得独立，并且通过战争方式先后赶走法国、美国军队达成南北统一，对于越南实在来之不易，同时其也是东南亚地区唯一获胜的共产党革命，显示出越南共产党的非凡能力。而在越共领导人黎笋于1986年去世后，越南决心逐步摆脱战争国家形象，全面走上“革新开放”之路。
        “事实上越南的经济革新是从基础较好的南方开始的，其中以胡志明市的表现最具代表性。”陈子原说，“在南方很快解决了由于长年战争、政治路线等因素带来的粮食危机后，越共内部的一些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国家必须有所变化了，而这样的举动终于随着黎笋的去世而得以实施，于是改革最终由南向北推向了全国。”
        黎笋之后，越共先后经历了5位总书记，长征在位6个月，阮文灵在位5年，杜梅6年，黎可漂4年，再后来是2001年上台至今的农德孟。与党的领导人更替相适应的变化是：1986年，越共“六大”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初级阶段”理论，主张容纳多种所有制；1991年“七大”提出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时代化的“胡志明思想”；2006年“十大”修改党章，明确提出“两个先锋队”概念，即越共“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劳动人民和越南民族的先锋队”等。
        可以说，越共领导人变化的经历实际上就是一个越南从封闭到逐步开放、发展的过程，其中有快有慢，有缓有急，甚至有短时期的停滞。当然，越共在不同时期内部也充满了激烈的争议，涵盖了“经济发展方式”、“多党制”、“政治多元化”等多方面。不过越南国内也一直有一种观点：越南的改革不始于任何一位改革者的思想，而出发自生活所需，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越南的理论家们还在质疑中国的“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论” 。言下之意，越南始终没有一位改革的思想家，这注定使越南的新事物发展艰难。
        2004年1月23日，前南越总理、副总统阮高其携妻带女抵达河内，回到他阔别了53年的故乡，成为越南战后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显然，越共对于自己所领导的国家已经充满了自信，它已经不会简单地防备和害怕其他的政治力量了，相反很愿意将后者纳入自身经济发展的洪流中来。
        越南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果，过去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均增长率达到7.2%。目前越南私人经济投资目前占了社会投资总额的30%，创造了非农业人口49%的就业机会，私人经济与集体经济创造了45%的GDP。2010年，除了继续吸引外资进入国内，越南在海外新批和增资的项目金额超过30亿美元，实际到位资金达9亿美元。预计2011年，越南对外投资规模将达15亿至20亿美元。
        截至2009年4月，越南共有8584万人口，其中男性占49.4%，女性占50.6%，人口结构正处于黄金时期，该结构将持续30-50年。2010年，越南提前完成了普及初等教育、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促进性别平等并提高女性权利、降低儿童死亡率等方面的工作。
        越南的成功多方面在体现：1995年加入东盟，1996年加入ACEM，1998年参加APEC，2006年加入WTO。截止2010年，越南已同160个国家和70个地区建立了外交、经济和贸易投资关系。越南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摆脱了贫穷，产生了中产阶级等情况使其有足够的信心不再受他国的主导。不过，基建设施不足、物流配套落后、缺乏技术人才等现实问题也继续成为阻碍越南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与周边发展较快的国家如新加坡、中国、泰国等国相比，越南仍然相对落后。 
        “作为共产党独立执政的国家，党的政策非常关键，其是否符合、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反应非常迅速。”陈子原认为，越共各项改革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其国家小，程序少，机构简单，各种上级精神不但容易传达和落实，而且中途较少被添油加醋，更不会发生变异。
        他说：“越共的一大优点是没有设置太多、重叠的官僚机构，同时愿意聆听基层民众的声音，允许不同的意见表达，所以很少出现中央出台一项政策，下面有千百种理解和执行的情况。”
        与许多希望通过改革而实现进步的国度一样，目前的越南也备受腐败问题的困扰。虽然越南已经成立了国家反贪委员会，甚至把2008-2009年定为“学习胡志明道德榜样年”，但众所周知其仍然缺乏有效解决腐败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越南是一个非常有战斗力的国度。）（尹鸿伟/摄）

 

                                                                                  谨慎的改革与前进

        2010年6月19日，越南国会否决了一项总额560亿美元的南北高速铁路项目，成为令全世界关注的事件。这条计划中的高铁，原本希望连接首都河内与南部商业城市胡志明市。
        从2002年起，越南国会就开始实行质询制度，每位中央委员都可以对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检查委员会等集体提出质询，其过程全国电视直播。
        这是越南共产党自身不断进步和宽容的具体体现，事实上类似的事例已经很多。尤其是2006年的越共十大首次通过差额选举制，选举出新一轮越共总书记，进一步开启了越南政治改革的帷幕；2009年底，越共又在各地方试点党委书记由党代表直选的制度，越共的十届十中全会后，触发了媒体热议越南欲建“公民社会”的构想。
        越南近年来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大量学习国外经验，尽管经济实力还算不上强大，但在政治改革道路上似乎却走得很快。不过也有越南学者表示，虽然越南国会代表实行了直选，但是当选者多数是官员；越共虽然采用了差额选举形式选举总书记，但是之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事实上，这些变化都不会妨碍到越南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以民主的形式来达到效果，相反可以获得国内外的好评，同时更证明着越南的政治改革步伐更加成熟和稳健。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曾经公开表示，“一党专政与民主并不矛盾，越南的目标是建立民主开放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由于现任总理阮晋勇、国家主席阮明哲和国会主席阮富仲都力推改革，“改革派主导越南政坛”已成为外界的一致看法。这就注定了越南会继续发展，而许多矛盾也能在内部获得解决。
        长期以来，越南对于共产党之外是否有必要存在其他政党仍然意见分歧很大，因为有些人已经表示“国会的力量足以监督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了，比如此次否决高铁项目”。当然，有些政治底线也不会简单被突破，在2011年1月5日纪念越南国会的首次大选65周年庆祝典礼上，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会主席阮富仲表示，保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决定国会成为人民最高代表机关、国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圆满完成人民委托的重任的因素。
        “其他民主党派在越南国内出现的可能性很小，同时越共党内民主却在不断增大，这样使越南的现有国家结构不会受到多少影响。”陈子原说，“在这样大背景下召开的十一大，不会有大刀阔斧的举动。由于年龄等原因，有几名现任的越南领导人可能会在此次党代会上去职，但无论领导人怎么替换，对目前国家发展的方式都影响不大。”
        2010年8月18日，以越共电子报为载体的“越共十一大专题”网页正式启动，计划向读者提供十一大的网络直接信息频道，加大面向十一大召开的各级党大会的宣传力度。9月，越南还提前公布了十一大的主要内容供全社会讨论：修订1991年越共七大通过的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建设纲领》，审议越南第三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即2011至2020年越南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审议通过十一大政治报告，修改党章以及选举新一届党和国家的领导班子。
        正常情况下，越共党代会规划的是政策的大方向和节奏，而不是制定具体的政策。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十一大在政治体制方面还不会有太多的突破，甚至会有一些稳固的举动，随着有市场经济传统的越南南方政治力量大量进入国家权力中枢，已经打破了以前一直由北方官员主导的局面，其更多关注的应该是政治如何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的问题。
        民生问题也是越南未来的工作重点。越共仁泽县书记范氏美清在十一大召开前夕表示，希望越共是一个清廉及强大的党以领导国家发展，大会要选出德才兼备、最优秀的党员组成中央委员会，大会也要体现“以人民为本”的精神，具体是要提出更好地服务人民的生活的决策。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长期关注东南亚局势）

细雨蒙蒙（濛）没有水，开（門）门关（關）门不见门；
乌云（雲）密布不下雨，台（颱）风刮（颳）来哪有风？
战斗（鬥）英雄战大斗，难怪豪杰（傑）不算人；
听（聽）字有口没有耳，到底是说还是听？
采（採）花不须用手摘，相爱（愛）何必献真心？
白猫（貓）黑猪（豬）皆属狗，老板（闆）原是木头人。
干（幹）部看来都干（乾）瘪，会（會）上人云我亦云；
秋千（鞦韆）只宜秋季荡，冬冬（鼕鼕）鼓声冬日闻。
面（麵）粉不须麦子磨，穷人从此不挨饿；
更有高人好武艺，一棒打去犬成龙（龍）。
读讲说谈（讀講說談）不开口，声（聲）音何须耳朵听；
“四舍（捨）五入”是什么？四间房舍五人进。
劝君莫吃猪内脏，内脏（臟）肯定都肮脏（髒） ；
山谷里面没太阳，稻谷（穀）在此难生长。
别人尽做别（彆）扭事，买个萝卜（蔔）卜凶吉；
工厂（廠）设备都掏光，广（廣）州也唱空城计。
丑角容貌并不丑，唱曲应在喝曲（麯）后，
胡须（鬍鬚）头发（髮）不长毛，不妨试试101

网友跟帖补充

我最不喜欢的两个简体字：相爱（愛）没有心！相亲（親）不相见！如何亲爱？

无草无木何生叶（葉），十口齐开长出来。
古怪圣（聖）贤无口耳，晓义 （義）高人似叉烧。
拾贝堆土筑大坝（壩），难怪连年闹洪灾。
凤（鳳）轻如风（風）随处飘，龟（龜）残缺爪往哪爬？
红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蕭”郎是“肖”郎。

约略解释几句：
“葉”(叶)是植物，却没了草花头，也没了树木，难道就凭十个口也可以长出来？
“義”(义)是中国人重视的品质，在简体字里却不知成了“乜叉嘢”（粤语）！
“鳳”(凤)的鸟身不见了，“龜”(龟)的四肢也被斩断，丑恶至极！
堤“壩”变成“坝”，只剩泥土和贝壳，令人失笑。
在文革年代，姓“蕭”被强迫改做“肖”，到现在还没完全纠正过来。
原诗是崔郊的《赠婢》：“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傅国涌 历史学者

血与火的八年抗战时期，对蒋介石而言，另一层困难就是他始终没有办法解决与共产党的关系，他一直都为此而忧心忡忡。平型关战役一个月后，1937年10月25日他在日记中说：“共产党之投机取巧，应切实注意，此辈不顾信义之徒，不足为虑，吾当一本以正制邪以拙制巧之道以应之。”11月4日又说：“军事失利，国内各反动派逐渐猖獗，共党尤为跋扈。外患未消，内忧日增，不有大勇，何能旋乾转坤？凡事应以国家利害为前提。如我自认为是，则当以大无畏精神行之可也。”

到1942年10月15日，他在日记中说：“对共党应以军令政令之统一为先决条件。”

张国焘与毛决裂后，曾于1938年发表《敬告国人书》，指出毛泽东“不以国家民族为重，缺乏团结抗战诚意。”毛泽东不无惊慌，一方面给蒋写亲笔信，保证服从蒋的统一领导，强调团结比任何时期都重要，一方面积极扩大实力。其实，早在1937年10月16日，刘少奇就在《抗日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中讲得十分露骨：“要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必须建立根据地，必须改造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使它成为真正的人民抗日政府”。这也正是毛的意思。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报告：“在现时有些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20余万军队，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他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边区议会之类，有些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

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这是何等复杂、高明的谋略啊，在这样层出不穷、灵活自如的谋略、技巧面前，蒋的“正”和“拙”还能行得通吗？

蒋介石不断地在日记中流露对共产党的真实心态：1938年11月18日，他在读到共产党《党的建设》一书后，虽然也承认共产党在有些方面有长处，但却鄙视其不择手段：“共党因其共产国际百年来之秘密活动，故其纪律最严，方法最精，组织最密为任何党派所不及，因之其手段最毒，情义与道德扫地无余，设使其人能趋向民族国家之路则几矣。”1941年6月12日共产党皈依唯物论使“人类均将降入禽兽之域”，7月15日，他认为共产党“以仇恨斗争为主”。在《中国之命运》中，蒋抨击近百年来列强侵略、对中共也深为不满，出版之后“最反响者一为英国，一为中共。此乃预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有如此之大也。”（1943年10月7日）1943年1月25日，蒋日记“本日增补文稿指斥共党为变相军阀与新式封建一段时，诚精思入神。此文如非自撰，恐任何人不能深入此境也。”这年9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共党为俄作伥，汪伪为倭作伥，内忧外患之情势并未减杀。然而我所恃者，惟理与义故寸衷能泰然自若也。”1944年1月21日，他指责共产党“毁灭本国历史和伦理”，2月8日，他认为共产党“毒辣凶狠”。

抗战后期，共产党方面大打美国牌，向蒋施压，也是为抗战后赢得最大利益。这一点蒋也有察觉。1944年2月19日，他在日记中：“最近共党对美国宣传鼓励干涉我国内政，要求我政府准美国派视察团到延安，实地调查真象。此次共党政治攻势，国内外互相联络，可谓最大最猛之一击，非毅然拒绝并乘机予以反击，决不能平息此风潮，贻患且将无穷也。”2月26日他在日记中说：“中共在美宣传称，我军已不打日敌，而集中力量将攻中共，此与其去年宣传我政府将投降日敌之手段无异也。可虑者，美国朝野已为其宣传所惑，信以为真矣！”

但即使国共关系如此紧张之时，蒋对中共的优点也没有一概抹杀，他在1944年1月20日的日记中仍这样提醒自己：“中共之统治方式，业已造成，而在陕北控制社会与生产，亦已见成效。惟在晋察冀各沦陷区内以后只有发展其他地下秘密组织，盖民众虽被其控制，但不能持久，只要我军队到达其地，民众必欢迎我也。即其对党员与干部之控制严密，如果我军与之接近，彼等如遇有机缘，来归者亦必多。故此后问题，惟在我本身组织能否健全，与能否深入下层为断耳。”

1944年7月12日，蒋在日记中说，“国家前途多难，尤以俄国与中共问题为最大，但此乃关于国家存亡之机。在我者惟有天理与常道为准则，遵此而行，至于成败存亡非所逆睹。对我党国鞠躬尽瘁而后已也。此次美国态度恶化以及国内人心之动荡与军事失利，余皆视为与我有益，而不以为害耳。即使美国利用中共政策，如我能运用得法，亦未始于我无益，然而用心之苦，负辱之重，亦云极矣！”8月11日，他又在日记中写下：“如余健在一日，则国家必有一日之前途。共匪虽有国际之背景与阴狠之奸谋，彼亦必有终无出路之一日，不可过于忧虑，只须忍辱待机，若至不得已时，惟有以快刀斩乱麻处之。否则余若一经悲观忧世，甚至存一死报国之念，则国家人民必胥以亡，徒使共匪与敌寇之阴谋得逞已耳。能不自勉乎哉！何况今日处境虽恶劣万分，而较之15年至30年之间之情势，犹胜多矣，惟在我能自求、自反、自主、自强耳！”

10月31日，美国著名专栏作家爱金生批评蒋“不开明，冷心肠，独裁之政体”的报道在《纽约时报》刊出后，蒋在11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史迪威回美以后，其反宣传不仅诋毁我个人，且必推倒我政府。其各种诬蔑诋毁，以《纽约时报》爱金生之专论为代表，可谓污辱已极。而共匪乘机煽动，美国舆论更不待言矣。惟余寸衷泰然，不为其所动，盖此早为预料所及也。”几个月后，魏德迈去延安视察，准备带白修德随行，蒋“直告不必”，1945年6月11日他在日记“彼或因此不乐，然亦只有听之而已。”

1945年秋天，毛泽东在重庆洞穿了蒋“搞独裁无胆，搞民主无量”，满心欢喜，知道已胜券在握。毛乐观地对身边的胡乔木说，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象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

蒋有强硬、坚毅的一面，在某种程度上却又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他在日记中不时有“泪涔涔下”、“泪珠盈眶”的语句。当河南严重饥荒、白骨遍野的消息传来，他虽然下令对如实报道、并发表评论的《大公报》停刊三天，予以惩罚。但他自己在1943年4月11的日记却痛心地写下：

“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以产育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病贫亦深者。华侨在粤，有鬻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莩〔殍〕在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呼！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持。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盖速救我危亡乎！”

我无意为蒋介石评功摆好，但历史不是文学，是容不得任意想象和虚构的。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读到蒋介石当年的日记，我们不能忘记他为民族抗战作出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他不仅不是没有缺点，而且有着许多致命的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他身处一个急剧变化的近代社会，而他的脑袋还属于传统型的古代农业社会，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现代型的政治家，无论是在书生从政、与蒋有过近距离接触的经济学家何廉眼里，还是在与蒋打过多年交道的美国将军史迪威日记中，蒋的统治方式都是有严重缺陷的，他的个人独裁作风，他对传统权术的依赖，他对制度的忽视，他的统治基本上依靠人身依附关系，他不能割弃裙带关系对政权的损害，他没有开放的气度，以推进民主的方式来化解社会矛盾，他不了解底层社会特别是亿万农民的需要，他后来的失败几乎不可避免。他相信的是策划于密室之中的权谋，是精心的利害算计，早在1926年3月26日，蒋介石在广州的权力舞台上初起之时，就曾在日记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北伐抵达南昌，他说：“三年来酸辛泪时时暗吞。历史无事实，事实决不能记载也。知我者其惟鬼神乎？”这三年正是蒋在国民党阵营中一步步攫取大权的三年。

尽管蒋的统治方式是落伍的、非现代的，他的最终陨落几乎是必然的，但毛泽东深知没有日本入侵，就不会有共产党的天下，所以当1964年日本社会党多名议员访华，佐佐木更三代表诸人为日本侵华表示道歉时，他才如此直言无忌地回答说，不需要道歉，若干不是日军入侵，中共还不能夺取政权。这番话登在《参考消息》上，世界舆论震惊一时。

到1948年，蒋实际上败局已定，他在这年2月3日的日记尚有自信：

“近日军民心理动摇已极，无人无地不表现其悲观主义之情绪，可说对剿匪戡乱信心及对国家之责任心完全丧失，尤对领袖之信仰心亦不存在，此种精神之影响，比之于共匪之暴动阴谋更为危急。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击伤市长，舞女结队捣毁社会局，以及申新纱厂之暴动，皆为匪在我经济中心捣乱，扰害社会，颠覆政府作有计划之暴动。虽情势愈急，险象万状，惟余之信心绝未为共匪虚声暴行所动摇，自信尽我人事，不忧不惧，必能打破此一最大最后之难关而获得最后胜利与成功也。”

8月14日，在币制改革前，他在日记中提到物价的飞涨，一石米值法币4,000万元。1949年1月21日在内外交困下，他被迫宣布“引退”，第二天的日记中已不无黯然：

“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得不为之失败！”

2月1日，在故乡溪口写道：“为政20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

早在1926年3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过一句话：“顺应时势，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惟一之要件。吾何能之？”确实，他又“何能”做到“顺应时势，迎合众心”，所以他即使惊人般准确地预言了抗战的步骤和胜利的时间表，在接踵而来的内战中等待他的注定了将是失败的命运。

来源：猫眼看人
　　 作者 萝卜白菜西红柿 靠山乡靠山屯 邮编：100012
　　 （本课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
　　
　　【摘要】[目的] 通过包养二奶的实验，观察二奶给男人生活带来的影响。[方法] 包养妙龄少女一名做二奶，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观察体会。[结果]包养二奶后，本人生活质量各项指标与包养前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心理健康指标，如卡特尔、个性发展、社会适应性等指标未见异常。[结论] 从实验结果分析，本人包养二奶后，生活质量有下降的趋势，欲望指数得到纠正。
　　【关键词】 二奶 心理健康 社会
　　
　　 目前，男人养二奶现象逐年增多，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尤其男人对此问题褒贬不一，为了弄清二奶对男人心理、生理以及事业和日常生活的影响。作者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在未征得大奶同意的情况下，于2000年9月～2006年2月进行包养二奶实验，现将成果报告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一般资料
　　 本人，男 39岁，大学本科学历，身体尚健康。业余爱好：体育运动、麻将、上网聊天、泡吧。职业：私企业主。年收入水平：XXXXXX元。家庭状况：大奶一名，女儿一名，房产二处（产权证业主项为大奶），私车两部（行车证车主项为大奶）
　　 大奶，33岁，中等专业学历，容貌：10年前无需化装尚可。业余爱好：游泳、看电视（主要看韩剧）、麻将（重在参与）、唠叨（近年来唠叨对象有向她女儿方向转移的趋势）。职业：家务兼家教。
　　 二奶，24岁，大学本科学历，容貌：曾有若干男子邀请单独面谈（允否尚不清楚）。业余爱好：去饭店（带包房，或带三棵星以上更佳）用餐、专研品牌商品（以研究香奈尔、马科斯马威等造诣最深）。职业：音乐艺术。
　　2．实验器材
　　（1）二房二厅产权（业主项为本人）住房1套，适当家具（双人床必备）。
　　（2）POLO牌轿车一辆（车主项为二奶）。
　　（3）人民币（暂不需要外币）若干。
　　3．实验方法
　　 为实验研究的客观性、严肃性，确定选取二奶标准：三陪女、三流以下艺术工作者不在遴选范围，以具有大学学历（最好是在校生）、面容姣好、生活拮据者为最佳。本人从2000年9月开始经常出入大学校园，参加学校社团的活动，甚至以讲座为名吸引女同学的眼球，积极创造与女同学单独会晤的机会，2000年10月初终于物色音乐系同学（简称MM，下同）1名。开始以欣赏音乐、畅谈人生理想为由，频繁邀请吃饭、喝茶、泡吧，并辅之以听音乐会、参加文化沙龙等活动，期间尽显成功男人的气质、修养和消费水平。有了n次单独见面基础，n+1次时创造了孤男寡女同处一室的机会，在MM失去理智，本人又佯装克制不住欲望之火时，两人行了苟且之事。事后晓以信誓旦旦（以当时最时髦的周星弛语录的形式）和必要的物质承诺，双方本着平等协商、互利互惠的原则，就包养问题的有关事宜达成一致。
　　 实验初期，在物质上，增加了大量消耗型实验器材。在精神上，本人投入了百倍热情，仿佛回到了初恋时代，虽在大奶和二奶之间疲于奔命，但也乐在其中。实验中期，增添了必要的耐用型实验器材，如房子、车等。本人精神从亢奋的状态中趋于平稳，语录式的言论日趋枯竭。行为上，每天一个电话，每星期中一天为二奶日等逐渐成为规律。形式上，二奶与大奶的差异不断缩小。实验后期，除实验器材消耗变化不大外，思想和行为发生显著性改变，大奶与二奶形式差异为零。
　　二．实验结果
　　 6年的实验中，作者观察了包养二奶前后的生理、心理的各项指标，判定标准：生理指标：一般 1分、 中等2分、 好 3分；心理指标：按2005年世界心理卫生年会制定的标准评分规则。 见下表1：
　　
　　 表1 包养二奶前后两人生理、心理指标变化表
　　项目 二奶 本人
　　 包养前 包养后 包养前 包养后
　　性生活能力 无法统计 2 2 1
　　肝肾功能 1 3 3 1
　　健康体征 1 3 3 2
　　卡特尔评分 120 60 100 120
　　个性发展 8 0 60 100 150
　　社会适应性 100 50 100 180
　　
　　包养二奶前后，本人对社会环境影响指标变化，见表二
　　 项目 包养前 包养后
　　对大奶与子女的家庭爱心率 100% 80%
　　对家庭物质生活贡献率 100% 100%
　　社会危害性 0 0
　　内需消费贡献指数 50 500
　　统计学处理方：方差检验
　　
　　三．讨论
　　 “二奶”古称“小妾”，一夫多妻制度，是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在上层建筑中的具体表现（见参考文献1），是男权社会的标志。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生产的发展客观要求废除这一制约生产力发展的腐朽制度（见参考文献2）。因此，世界各国（阿拉伯国家除外）普遍采用一夫一妻制度。在我国辛亥革命后虽废除“小妾”制度，但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取缔了一夫多妻制度，使广大妇女得到彻底的解放。改革开放犹如一股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更吹开了男人蠢动的心扉，“二奶”现象得以蓬勃发展。那么，这一现象对我国当今社会的经济、文化，乃至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是本实验研究的重要内容。
　　 实验中发现，男人的生理状态，在包养二奶后略微下降，主要体现在性生活能力有所降低，但二奶的能力却得到一定提升（P＜0.05＝。其它生理指标二者均无明显变化（P＞0.05）。心理各项指标，两者得变化较为明显，二奶卡特尔指标下降较大，说明其智商在被包养后降低，男人则略有提高，这可能是由于必须在大奶和二奶之间疲于应付而得到锻炼有关；个性发展方面，二奶下降明显（P＜0.05＝），说明其被包养期间，心理承受能力、判断是非能力等发生变化。男人上升明显，其机制还需深入研究；社会适应性方面，二奶呈大幅度降低趋势，纠其原因，长期被包养与社会实践隔离太久是其重要因素。与之相反，男人社会适应能力则得到全面提升，曾有研究指出（见参考文献3），这可能是男人要承担两个家的责任，不得不努力打拼天下而努力强化社会适应能力的结果，作者也较同意这一说法。
　　 在社会经济学方面，男人对家庭爱心率下降，这有力的批驳了有些男人主张的，可以同时爱两个女人，而不影响家庭的说法。“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学说，没有得到实验数据支持。虽然，包养二奶期间男人对家庭物质生活贡献率没有变化，但也未能挽救家庭爱心率的下滑（献爱心的乖离率明显加大）。当然，社会危害性方面，男人在包养二奶前后没有变化，也否定了男人包二奶是危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包养二奶后男人的消费指数直线上升，几乎增加10倍，这对拉动内需，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指出：改革需要成本，为了经济发展的宏伟目标，是可以暂时牺牲部分人的局部利益（见参考文献4）。所以作者认为，虽然包二奶现象存在着一些不良后果，比如家庭爱心率下降、男人性生活能力降低等。然而，在提升男人智商、社会适应能力，尤其是拉动内需方面有着重要意义。目前包二奶现象属民间地下活动，仍然饱受伪道学者和吃不到葡萄说酸的一些人攻击，在提倡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将包二奶现象早日纳入到法律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上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本实验由于受条件所限，未能采用随机双盲实验方法，有悖于循证实验学的要求，不可避免产生选择性、测量性偏倚，其实验结果仅供参考。另，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受到张老谋、巩大莉以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恩格斯 《论二奶的产生的根源与社会意义》 人民出版社 ，1980年第1版，第289页。
　　2．列宁 《垄断资本主义与二奶现象的联系》 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4版，第344页。
　　3．克林顿 《我与莱文斯基的偷情史》 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08页。
　　4．吴敬链 《大奶和二奶的博弈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45页。

我们的“中国梦”
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还有中国梦吗？”
沉静下来思索，1952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里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么呢？
我们上幼儿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制的步枪去杀“共匪”了，口里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作“反攻大陆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共匪尽着盘据 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把大陆收复
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蛮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
仓皇的五十年代进入六十年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诵一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1949年，近两百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那份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

 
梦的基座是价值观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着，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象中成长。但是支撑着这个巨大的国家想象下面，有一个基座，垫着你、支撑着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么？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见图①）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墙壁上也有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小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四周都是标语，只是内容跟大陆的标语不一样。最常见到的就是小学里对孩子的解释：
礼，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上了初中，会读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释就来了：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篇“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顾炎武“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这些价值在我们小小的心灵有极深的烙印。
2006年台北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着大气球，一个一个气球上面分别写着大字：“礼”，“义”，“廉”，“耻”。我到广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来到这广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我们在乎的是什么。
除了价值基座，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年纪非常小，可是被教得当年志气非常大，小小年纪就已经被教导，把自己看成“士”，“士农工商”的“士”，10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么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数学老师叫陈弘毅。同时期大陆很多孩子可能叫“爱国”、“建国”，我们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们都是要“弘毅”的。
对自己要期许为“士”，对国家，态度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蒋介石的名言，我们要背诵。十一二岁的孩子背诵的就是这样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为国家去死嘛。
然而在“国家”之上，还有一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对13岁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期待，气魄大得有点吓人。饶有深意的是，虽然说以国家至上，但是事实上张载所说的是，在“国家”之上还有“天地”，还有“生民”，它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天地”跟“生民”比国家还大。
14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国语”，“国语”是两千多年前的经典了，其中一篇让我心里很震动：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简单几个字，却雷霆万钧，给十四岁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
我是谁?
这个中国梦在1970年代出现了质变。
1971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1983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
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
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了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
1970年代整个国际情势的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真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1949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知道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会知道他在1972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赞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
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举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
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
雨落在屏东的西瓜田里
甜甜的西瓜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海岸 一大张河床孵出
多少西瓜，多少圆浑的希望
余先生这首诗，有“中国梦”转换的象征意义。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
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1970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那都是我眼睛从来没见过，脚板从来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么虚无飘渺，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里程碑：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
1975年，我23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8点到晚上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清党时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10年之后写《野火集》，去“腐蚀”那个谎言。
1979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1979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这个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在这个历史的场合上，有人冲着他问“你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你说我该说什么？
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登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1979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啊，我是台湾人。
一起做梦，一起上课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地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的台湾梦，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80年代以后，台湾两千多万人走向了转型，自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小，什么事情都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做。所以，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课。这个民主课程上得有够辛苦。
《美丽岛》这首歌，在1979变成党外异议人士的杂志名字，集结反对势力。1979年12月10日，国民党对反对者采取大逮捕，大审判。面临巨大的挑战，国民党决定审判公开，这是审判庭上的一张照片（见图②）：
你们认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吗？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开心的，是施明德，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施明德右手边的女子是陈菊，今天的高雄市长，左手边是吕秀莲，上一任的“副总统”。
我想用这张图片来表达80年代台湾人慢慢地脚踩泥土重建梦想和希望的过程。如果把过去的发展切出一个30年的时间切片来看，刚好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用这张图片来代表。这图里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叛乱犯，包括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等，她们俩分别被判12年徒刑；第二种是英雄，在那个恐怖的时代，敢做这些政治犯辩护律师的人，包括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等；第三类是掌权者，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新闻局长是宋楚瑜先生。从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里，政治犯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变成了反对者，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们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么？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嫌疑犯。
这个转变够不够大？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痛苦的过程，你或许对台湾民主的所谓“乱”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乱”，在我个人眼中看来，都是民主的必修课；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须的实践，因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么再站起来，跌倒本身就是一种考试。所以，容许我这样说：台湾民主的“乱”，不是乱，它是必上的课。
表面上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但不要被这个表面骗了。回到基座上的价值观来看，从前的中国梦慢慢被抛弃了，逐渐发展为台湾的小梦，然后一起上非常艰辛、痛苦的民主课，然而台湾不管是蓝是绿，其实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比如说：
国家是会说谎的；
掌权者是会腐败的；
反对者是会堕落的；
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
而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
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你所看到的争议、吵架、“立法院”打架，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我有中国梦吗?
回到今天中国梦的主题，可能有很多台湾人会跳起来说：中国不是我的梦，我的梦里没有中国。但是，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如果你说的“中国”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那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倒是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我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
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不同意见，这，才是我在乎的。
我的父亲15岁那年，用一根扁担、两个竹篓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车站前买蔬菜，准备挑回山上。刚巧国民党在招宪兵学生队，这个少年当下就做了决定：他放下扁担就跟着军队走了。我的父亲是1919年出生，2004年，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七十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家，在家祭时,　我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挽歌。一直忍着眼泪的我，那时再也忍不住了。楚国乡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么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过着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地感觉到这个七十年之后以骨灰回来的少年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现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长大的母亲，是如何地一生怀念那条清澈见鱼的江水。
所以，请相信我对中国的希望是真诚的。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