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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无字碑》

到了民国18年，泰山顶上的无字碑，突然有了字。

   “党权高于一切”，六个尺余大小的字，在碑的正面。这座高六米、宽一米二的石碑，究竟为何人何时所立，历史上尝有辨议。明清大儒顾亭林，即写《日知录》的那个人，铁口直断：此碑“非秦碑”，而为汉武所立；有人不以为然，驳之：刘彻本是一个好大喜功之人，立其碑而“绝无字痕”，似不像他的性格……所以，更多的人还是相信，无字碑为始皇嬴政所立，“隐然于来者，此意即焚书”，这是万历年间进士钟惺的一首五言古诗《无字碑》中的末二句，直指秦始皇，不满其“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政策。

    民国18年，也就是1929年。我们的话题，却要从1928年说起。

    1928年，在中国发生的最大一件事，莫过于6月15日，蒋介石以南京政府的名义发表宣言，通告“统一完成”。尽管后来有人认为，此时所谓“北伐成功，全国统一”，有名而无实（汪荣祖、李敖语）。其理由，张学良“东北易帜”非在此时，而是这一年的12月29日。这是史家们的一种“论定”，且不去说它。倒是这一年的“济南事件”不能不提。1928年5月3日，在华日军为阻挠北伐，借保护日侨，出兵济南，屠杀我军民数千余人。蒋介石以“各方隐忍”为由取妥协之策，令北伐军绕道北上。5月8日，蒋本人也从济南附近的党家庄退至泰安，致使日后日军占领济南一年有余。蒋到泰安后，翌日，即率员登泰山。5月29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在泰组建山东省政府，泰安为临时省会。6月9日，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迁至泰安，有着孙中山头像的银币成为泰安市面上的流通主币。8月，在泰的省府拨款十万余元，将岱庙前半部改为“中山市场”，后半部改为“中山公园”。10月10日，从前线归来的孙良诚正式就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前由石敬亭代理）。在此之前，国民党将领吉鸿昌一行曾游泰山，即兴作《登泰山诗》。

    这一节似乎写得有点“繁冗”。

    之所以，说白了，是想把国民党当年变泰安为省会的那种“煞有介事”再现出来。说它“煞有介事”，是因有日军仍踞济南这一事实，而百里之外的泰城却是另一番“重文偃武”的繁忙景象，让人心头不是滋味。无字碑上“党权高于一切”六字，就是这时已在泰安的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于第二年所制，也就是民国18年。有关“无字碑”的文章不少，今人或旧人的，所能读到、且言及“党权高于一切”的似只有一篇，还是在附后的“小注”里。作者是谁未有说明，但其中“无字碑已变为有字碑矣，贻非‘党权高于一切’，无此伟力欤”之句，辛辣、调讽且一针见血，让人读后不忘。而在此之前，有关泰山无字碑的一切“辨议”，此刻显然都成了多余的了。秦皇也好，汉武也罢，恐怕都无及于这千年之后更有甚者的“政治杰作”，“一党专政”、“以党治国”再也不必遮遮掩掩而“隐然于来者”。因为这时，国民党公开说，中国的一切，由它“独负全责”（《革命文献》第七十六辑）。

    由此而来，无字碑在1929年的“变奏”，就不足为怪了。

    历史从不空穴来风。即便是一块小小的石碑，也有着自己的“起承转合”。更何况，“党权高于一切”——绝非仅仅是一些狂热党徒的即兴之作，它已然成了那个“专制时代”的缩略图，同时还暗示着某些重大历史事件隐微复杂的政治背景。

    由于“北伐成功”，1928年的国民党成了执政党。按照孙中山《建国大纲》的设想，国民党在夺取政权后，“军政时期”即告结束，而“训政时期”开始。所谓“训政”，就是由党一手控制的政府，对落后民智进行民主训练，为将来“还政于民”做准备。这一年的10月3日，国民党中执会常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纲领”由胡汉民、孙科二人提出，同时胡还起草了一个《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将“一党专政”表述得十分“到位”，也很坦率：“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有了这个大前提，《国民政府组织法》中规定：政府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其正副院长均由国民党中执会来选任……此时的国民党，何以权力之大，且“高于一切”呢？一方面，自然与他们上台执政有关，在形式上又统一了中国；另一方面，受其“以俄为师”政治迷思的侵淫，“民主政治”理念发生了动摇，从而步入“一党专政”的歧途。所谓“以俄为师”，是孙中山晚年“从顿悟中发现了一个新方法……”（唐德刚语），就是接受苏俄经验，引进“党治制”，全面实行“一党专政”。蒋介石向以孙中山的学生而自居。1926年6月7日，他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将孙晚年的这种“迷思”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成功，就是社会民主党从克伦斯基手里拿到了政权……什么东西都由他一党来定夺，像这样的革命，才真是可以成功的革命……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所以，1928年《训政纲领》和《国民政府组织法》的颁布，实际上是标志着“一个完整的以一党专政为特征的政治体制”（《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出现在中国，与孙中山早年所追求美国模式的“民主共和”以及建立“合众政府”的理想相去甚远。这种政体上的“冰炭之殊”，意味着政治理念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这种政治理念又被强行纳入“党化教育”，于是到了民国18年，泰山无字碑上出现“党权高于一切”这样极端反民主的口号，也就不难理解了。

    “党化教育”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一次“流感”。

    曾几何时，从南至北，漫漶于中国大地，让当时的不少中国人内心“惴惴不安”（袁伟时语）。192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出台了一个《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办法草案》，大力推行“党化教育”（1931年改称“三民主义教育”），其目的，无非是想培养出一代唯诺的“顺民”。“党化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愚民政策，也是国民党实施“训政”的一种政治手段，与秦始皇“燔百家而愚黔首”的做法毫无二致。

    我辈生晚。只能从各种史料和回忆文章中来体味当时的“党化教育”。在美的陈定炎教授近年撰文追忆，说“党化教育”在二十年代“曾是一个普遍流行的名词”。它最大的特点，就在“党化”二字上。陈定炎以当时广东教育界为例，“……强迫所有教育行政人员、教师等全部入党，同时鼓励学生入党，在学校设立国民党党支部，进而规定‘三民主义’为必修课，控制与改订教科书。孙中山去世后，规定每周举行纪念周。到了1926年底，广东所有的公、私立学校，都成了国民党的政治工具。”（《漫谈党化教育》）陈定炎何许人也？就是历史上曾经“叛变革命”的军阀陈炯明的儿子。他曾在广东生活多年，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的工学博士。1928年，胡适在上海任一私立大学的校长，也不无抱怨地说，我们“可以否认上帝的存在，但不能批评孙中山。可以不上教堂守礼拜，但不能不读总理遗嘱，也不能不参加每周孙中山的纪念周……”（《胡适文集》）可见胡适对“党化教育”的憎恶与不满。也就在这一年，胡适、罗隆基、马君武、张元济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向国民党当局发出挑战，纷纷激扬文字，其锋芒直指“训政”和“党化教育”。胡适在《人权论集》序中这样写道：“……我们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那么，胡适等人要批的是什么呢？简言之，大要为三点：一是批没有人权保障；二是批“训政”，他说，没有宪法或约法，则训政只是专制；三是批以“三民主义”和孙文的“遗教”来统一思想，推行“党化教育”，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这本《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于次年出版，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袁伟时教授称这部《人权论集》堪可与晚清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相提并论，而且“更出色”。

    在中国，推行“党化教育”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孙中山。这也是胡适之所以要批评他的原因之一。早在1921年，孙中山就致函苏俄方面的外交部长，表示对其组织机构、军队、教育皆感兴趣。1923年10月，俄国顾问鲍罗廷来广州，随之而来的还有大批俄国军政人员，以协助孙中山在广东开展“党化”运动。这个运动包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等。其中，尤以“党化教育”对中国未来的政治、教育、文化产生过最为恶劣的影响。当时大理院长赵士北，不同意孙中山的这种做法，他主张“司法不党”，竟遭至撤职。到了1924年国民党改组，明令仿效苏俄，以党治国，实行党化教育，“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陈炯明语），开了历史的倒车。1927年，陈炯明在香港出版的《中国统一刍议》中痛斥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他说“至于党化，已属不通”，而“党化教育，更属荒谬绝伦。盖党者不过团体之谓，绝无神妙之说……”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停下来打量一下这个陈炯明了。且不管他在“正统史观”中的地位和名声如何，仅以他个人品行出色这一点，连孙中山也不得不服“……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在政治上，他亦绝非“草泽英雄”而毫无见识。他反对军治和党治，对“一党专政”深恶痛绝，称“实与民主政治，根本不能相容”；对“训政”更是直言挞伐，“……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以他这样一个军阀身份，对民主政治能有如此“灼见”，几乎站到了与胡适这样自由知识分子的同一高度上，实属难得。

    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曾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话。

    对泰山无字碑的解读，我不满足于那种“爬罗剔抉、排沙简金”的史海钩沉，而是想透过一座无字或有字的碑，读出其中的几多“历史深意”。从二千多年前的“焚书坑儒”，到二千多年后的“党权高于一切”，也许不是简单的历史循环和巧合。秦朝的“无字”是焚书坑儒，不允许人们有自己的思想；民国的“有字”是舆论一律，只允许人们有一种思想。而这一切，则是“中国的政治传统在本质上是专制的”（《流产的革命》）这一历史宿命所决定的，“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王夫之语）。晚清以降，不知有多少先贤诸公、革命志士想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这一不幸格局，赴汤蹈火而在所不惜，从“百日维新”的康梁，到菜市口被杀的谭嗣同，莫不如此。如果说，1911年的辛亥革命，总算是“否定了两千年来的政治体制”（黄仁宇语）的话，那么1913年的“二次革命”，其实际效果，直接导致了民主政治在中国的一次“流产”，是否也可以说，是对辛亥革命“成果”的另一种否定呢？

    我无意臧否孙中山先生。他一生要求革命，东奔西跑，殚精竭虑，被称为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只是他当年发起的“二次革命”，举兵讨袁，授人以柄，确实让中国失去了许多尝试变革的机会。孙在总结其失败原因时说：“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定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制定建国大纲宣言》）可见，“二次革命”失败，对孙中山来说，在政治上是一次极大的打击。他之所以后来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之所以将一些有着民主自由思想的国民党元老“清除出局”，就因为他这时对民主政治开始有了某种“怀疑”，并错误地将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不听从他的领导”，从而下决心建立一个由领袖个人独裁的政党，可见孙中山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也是多么的不足。对于“二次革命”，胡适一直有自己的看法。晚年他在与唐德刚的谈话中，对民国初年“民主政治”在中国所遭至的曲折顿挫，始终深感惋惜，他觉得“那时的北京政府已具备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结构，而掌握结构的成员，如民初的国会议员，也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胡适杂忆》）。胡适是“西学东渐”式的人物，对民主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1913年“宋案”之后，很显然，胡适是反对“兵戎相见”的。否则到了晚年，也不至于对此耿耿于怀，并以一种过来之人的感慨口吻否定“二次革命”。正因为如此，胡适在1929年前后，之所以挑战国民党的“训政”和“党化教育”，且首当其冲，其态度之坚决又坚定，也就不难理解了。而从他晚年的谈话中，更可让后来的人一如我们，以今天的立场来加深对这位自由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敬意，这就是：胡适先生一生都渴望中国能走上民主宪政之路。

    胡适渴望走的路，应当说，也是孙中山早年想走的路。

    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是在1894年“兴中会”创立时。当年康有为主张英国君主立宪制，孙中山则以美国模式的民主共和为理想，渴求建立一个“合众政府”。1903年，他在檀香山一次对华侨的演讲中说得很清楚“……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是按照美国民主政治的模式来组建临时政府的。尽管“这种模式”还显得十分脆弱，但实行代议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推行政党政治，对一个刚刚摆脱了千年专制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个不可估量的大好时机。1912的中国，各种政党、社团纷纷建立，一如“过江之鲫”，已注册的政党有86个，社团有22个。一时间，“民主政治”生机勃勃，千年老树开了花，难怪乎已踏入“城头望月”之境的胡适先生对此仍念念不忘呢。不过，在这“念念不忘”的背后，我们似乎还应当说点什么？若以今天的眼光看，无论如何，1913年的“二次革命”在其本质上都是一次冒险的军事行动；或者说，也是国民党的一次自杀行为，更显现出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局限性，以及1924年改组国民党时“以俄为师”的心理基础。我的朋友邵建教授在谈及此事时认为，设若当时的孙文们不是采用武力，而是以甘地对抗英殖民者“非暴力”的方式来对待“宋案”（党内确有“法律制袁”的另种意见），就不会给袁世凯在日后为解散国民党，进而解散国会找到借口，此话不无道理。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审视这件事时说，他“无心为‘洪宪皇帝’打翻案官司，只是觉得袁的对手方也不那么可敬可爱罢了……民国初年那个美国模式的破产，不能单怪袁世凯要做皇帝，双方都有责任。”孙中山的责任似乎更大一点。因为，“二次革命”从法理上来说是“非法”的，当时国会还在，运用政治手段理性地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并非一点没有。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刚刚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这个框架中，政治家们对当时时局的认知，以及他们选择解决“政治纷争”的方式，都将影响和决定这个婴儿般的“新政体”能否获得一个合理的出发点，也就是中国政治未来的端倪。不幸的是，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在此时却“迷路”了，他们最终选择了“兵戎相见”。其结果是，民国名存实亡，内战连绵不断，这就是梁漱溟先生在1922年之所以斥责“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的根本原因。

    甘地有句名言：“未来依赖于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对1929年来说，国民党在中国全面实行“一党专政”，所“依赖”的是1924年“以俄为师”，引进“党治制”这个事实；1924年引进“党治制”，所“依赖”的又是1921年对苏俄政体的推崇备至，因而放弃对西方民主宪政的追求；放弃对民主宪政的追求，恰恰又是“依赖”于二次革命失败后的不知所措；而这一切，说到底，又统统“依赖”于中国政治传统“固有之血脉”的重大影响……于是，让我们再回到民国18年，遥望国民党1949年在中国大陆全面溃败的“未来”，拼合前因后果，结局早已命中注定，而其中的每一个环节就是“现在做的事情”，对此，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想不到，对泰山无字碑的解读，末了，竟让我生出几许悲哀来……

7月1日南方都市报

原文：

上海塌楼：政商结构比建筑结构更值得关注

一栋楼房的轰然倒下，除了让我们看到齐根断裂的建筑横截面，还由此让我们得以深入探究房地产业的利益结构。针对上海在建楼房倒塌事件，网友发起了针对该楼盘开发商的“人肉搜索”。一份名为“上海莲花河畔景苑倒塌楼盘最新资料曝光”的材料将开发商上海梅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所有股东及其身份全部曝光。令人震惊的是，多名股东与政府人员同名，包括闵行区梅陇镇的镇长助理、征地事务所所长、梅陇资产公司总经理等。无疑，作为人们身边凝固的存在物，建筑向来是变动的时空环境中令人感到安稳踏实的因素，在人为计划之外的大型建筑的轰然倒塌，不仅令人感到惊诧和愤怒，更冲击了人们对安全感的既有底线。

类似上海的塌楼惨剧，2005年7月也曾发生在广州的海珠城。虽然场面没有大楼整体倒覆那样充满戏剧性，但海珠城塌陷造成3人遇难、数人受伤，一度导致上百户家庭无家可归或有家不能回。海员宾馆和两幢居民楼地基裸露，同样让人们感受到平地见悬崖的惊耸。

是建筑安全标准不够完善，施工监管不够严厉吗？在没有地震等不可抗力因素的情况下，要避免大楼整体倒塌，恐怕最基本的建筑标准和施工监管都已经足够。无疑，根本原因不在于此。以海珠城塌陷为例，据有案可查的记录，在塌陷事故发生之前，当地居民曾多次投诉都无人理会，施工企业曾提出过5次安全警告，广州市建委更多次发出安全警告。据一位房地产开发商称，“平时建委的安全警告是非常有威力的，稍有常识的老板见了1次安全警告立即会停工，如果不停工，区一级的建设局马上会来工地查封，甚至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没有人会冒这个风险。”那么，是什么令一个地产开发商敢于置居民投诉、施工单位警告以及主管部门警告于不顾？导致建筑安全标准和监管系统对开发商完全失去效力？据该开发商认为，“唯一的解释是他有背景，有恃无恐！”

“有背景，有恃无恐”，一语道破重大建筑施工质量威胁的本质。正是因为开发商得到了权力的有力的庇护，才导致官商沆瀣一气，在利益集团面前，监管自然难以生效，法律法规自然形同虚设。

回到上海塌楼事件，据目前对事故发生原因的探究，楼盘与河道之间堆积起高10米的泥土，导致地基受压，土层移位，而同时在另一侧进行挖土作业，最终导致地桩断裂，恐怕是大楼倒塌的主要原因。倘若就此分析，很容易得出开发商不应承担主要责任，应追究施工方和监理方的结论。但据每日经济新闻和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建筑商众欣建筑的法人代表张耀杰，同为开发商梅都公司股东。而梅都房地产的24位股东中，一共有14名股东来自迅豪置业；另外有3名股东来自梅陇镇征地事务所，一名股东来自梅陇镇土地管理所；还有其他股东来自闵行动物疾病控制中心。仅有一名股东的工作单位是梅都房地产公司。迅豪公司本身的股本结构同样显示出其是梅陇镇下属的镇办企业，其创立初期大股东亦是梅陇镇征地事务所，法定代表人是阙敬德，阙敬德同时为梅都房地产股东，而梅都房地产法定代表人张志琴，又为迅豪置业股东。

透过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交叉持股利益结构，所谓股东与官员“姓名重叠”到底是怎么回事，恐怕明眼人一看便知，由政府部门“征地事务所”出资兴办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本身已经集土地垄断权力与开发权力于一身，那些曾经在镇级征地服务所工作的官员以及利益相关方，通过“改制”成为开发商的法人代表和股东，又完成了公共权力私有化的过程。建筑商是交叉持股企业，监管商虽身份未明，但监管“镇长助理、征地所所长”参股企业，肯定是无从下手的了。

显然，上海楼房倒塌事件，倘若绕开权力结构的“建筑质量”问题，奢谈建筑设计、监督、管理等环节的改进，恐怕只能是舍本逐末，再怎么讨论也无法抵达问题的核心。事实上，要杜绝官商“交叉持股”并不困难，官员利益申报和回避机制在香港早已是相当成熟的成规。任一房地产业内人士都清楚，梅陇镇的“官商股份结构”已属相当拙劣，更多情况下，地产商与个别不法官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大多通过官员亲戚在房地产开发企业任职的方式完成。在政商之间的利益结构上。官商“交叉持股”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网络，治理我国房地产业的质量问题，恐怕需要痛下苦功。

　　最近媒体热烈探讨马英九日前提出识正书简的主张，亦即日常书写可用简体字，但印刷应该采用正体字。这虽然主要是针对大陆提的，因为台湾民间早就是如此，但仍然引起台独的恐慌，以为马英九又在对付台独。

　　其实不是。马英九心里要处理的，是内战败北的国民党如何面对北京的心理障碍。

　　他一贯站在老国民党的历史脉络里，想从各种方面重建国民党面对共产党的平等姿态。对在1949年中国内战中败北的国民党而言，恢复国民党的历史尊严比什么都重要。

恢复国民党历史尊严

　　现今东南亚仍有许多中山先生时代草创的组织与报刊，他们在欣见中国崛起之余，总是不忘对中山先生与国民党缅怀一番，马英九与他们的心态有雷同之处。

　　这是什么心态呢？隐然就是将中国历史的走向，从1949年的内战的结果引导开来，改用更长远的历史角度，宣告中华文化复兴是比马克思主义更悠久的历史趋势，也是内生于中华文化的既有定律。

　　换言之，内战造成的心里创伤，并没有随着历史的开展就得到完全纾解，如何在文化上与意识形态上重新取得制高点，是战败一方仍然念兹在兹的事业。

　　中共对这样的结果要负若干责任。倘若北京能效法美国内战后林肯总统以降的历任做法，将战败的南方看成与北方平等的历史参与者，他们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共同获得后人追思，既然大家一样对历史负责，则胜负之分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信仰危机，接着是文化热与市场化，一路延伸竟形成中国和平崛起的崭新气氛，并开始重视软实力的经营，终至京奥开幕的高潮，其间为配合对台统战，便采取对国民党的抗日功过重新评价等等，均给予国民党藉机重新主张自己的信心。

马英九自始对于国民党与共产党重逢的姿态与身份非常敏感，早期他借重的是反共，后来谈的是中华民国宪法，两者都将共产党在认识论上置于某种对象的地位，这样战败的一方重建了自己的主体性。

　　但是，随着两岸关系的化解，这种对抗为主的认识论不敷使用，由于不能再把共产党当成某种法律边缘或政治改造的对象，这时文化论述就显得重要，于是必须站在某种内在的位置，来争取国民党面对共产党的地位。

　　马英九自就任起就开始以中华民族取代中国人或中国作为叙事的起点，这大大松懈了北京反台独的神经。他进而试图在文化上高屋建瓴，则所谓识正书简就是极其合理的一个切入点。

以中华文化传承者自居

　　用中华文化与历史的传承者自居来面对大陆，是海外华人重要的一项论述资产，这样他们是中华文化共同继承者，甚至是更好的发扬光大者。如今已经进入海外华人心态的当代台湾人，在全面重建两岸关系的时候诉诸自身中华文化的悠久性，也就可以理解了。

　　最近台湾退休海军老将刘达材大夸中国海军和平崛起，理由是崛起后中国海军不会四处建立殖民地。他的历史证据，就是郑和，郑和下西洋路线的重建，是台湾已故中研院院士吴京生前最重要的志业。这样的历史传承意识，也就成为老将军面对解放军可以大言不惭下指导棋的依据所在。

　　在海外中国学界的华人圈中，一直不绝如缕的流行某种没有反共意识的反共观点，主要就是辩称，1949年的内战对中国没有带来革命性的变革，他们俨然主张所有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行为，都可以从中国历史或文化中找到文化解释。有趣的是，持这样观点的人当中，以港台学者为主力。

　　这说明，马英九藉用历史与文化传承来面对共产党，是一种情感的理性，足以让台湾人民感觉到自尊，原来自己比大陆人民更有文化与历史的深度。这也许冲击了深受日本殖民文化影响的部分台湾社会阶层。但即使是他们，只要愿意，也可以宣告自己比中国更中国。

　　在日本、朝鲜与越南等地，有这样愿望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少。当人们感到自己不能任意脱离儒家或汉字文化圈的时候，反身主张自己的正统性，傲视中国，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自尊法则。

　　识正书简反映的，就是一种能对中国大陆文化发展指指点点的愿望，透过指指点点，人们重新与内战的胜家交往时，不感觉到自卑。只是对於打赢内战的一方而言，这样的指指点点无关宏旨，与其说是骚扰，不如说是撒娇。

中国学术界闹笑话 蒋介石竟变成「常凯申」

● 于泽远 北京

　　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在一部学术专著中将蒋介石（Chiang 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成为中国名校制造的又一起学术笑料。

　　一篇署名“高山衫”的网络文章近日揭露，这部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书中，仅名字翻译谬误就有几十处，其中最荒唐不过的，当属蒋介石（Chiang Kai-shek）被改名为“常凯申”。

　　据《文汇报》报道，中央编译出版社有关编辑承认这些错误确实存在。该书的责任编辑陈琼说，这本书原本只有前两章，即第一章“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第二章“俄国（包括苏联）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后来王奇的同事建议加一章“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这样全书的内容会因为有第三方观点而更完整。结果就在这第三章共15页里出错了，由于时间很紧，误译了引用资料当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

没有校对有关内容

　　陈琼承认出版社没有校对这15页的内容。她说：“当时我觉得清华的牌子那么硬，王奇的学养也很好，仓促之间没有深究”，“但这本书引用自俄语的部分，是由我社的专业俄语校对检校过的”。

　　中央编译出版社成立于1993年9月，是隶属于中共中央编译局的中央级社会科学专业出版社，主要翻译介绍世界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方面的最新作品。

　　今年45岁的王奇上世纪90年代初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1995年取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任教期间，她曾获北京市高教系统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和2000年“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等荣誉。2000年，王奇晋升为副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清华大学中俄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副秘书长等。

　　除将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外，该书还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翻译成费尔班德；将民国时期外交关系学者夏晋麟（Hsia Ching-lin）翻译成林海青（“高山衫”建议作者不如把Hsia Ching-lin直接还原成“林青霞”）；将台湾大学原外文系主任、知名文学家夏济安（T.A.Hsia）翻译成赫萨等等。

　　北京有关人士指出，身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博士的王奇，以及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编辑，居然连蒋介石的英文名字都不知道，中国学术风气之浮躁、学术水平之浮浅由此可见一斑。

　“高山衫”也在文章中说，作者在翻译作者名和书名时频频犯下低级错误，不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当今中国大陆学者尚无资格研究这类精微广大的语文学和史学问题。

　　另据《文汇报》报道，王奇现在正对该书“紧急回炉”，将“高山杉”等指出的人名和史料谬误搜集起来，细细核对，最终给读者一个准确的订正本。

09高考湖南卷零分作文：《踮起脚尖——武大郎的独白》【原创】

“金莲，这合欢散怎么味儿不对啊？”

来源网络

2009安徽高考作文《弯道超越》

某考生作文：我记得交规书上说过，弯道是禁止超车的，应该左右察看，减速通过，否则很容易出事故。不知道命题老师会不会开车，不过他既然说弯道可以超车，那一定有他的道理，作为考生，我不敢也不能有任何疑问，因为疑问很可能导致我考不上大学，尽管读完大学跟考不上的结局基本一样——成为一名不怎么光彩的待业青年。

不过我才18岁，可不想这么早就呆在家，整天被老爹老妈呼来喝去，实在令人厌烦，我想考外地的大学，离开这个因为大建设和烧秸秆而变得灰蒙蒙的城市。我听学长们说，现在大学特别自由开放，因为学生数量太多，老师根本管不过来，所以在学校吃喝玩乐逃课泡妞打架都没人管，而且男生还可以在网吧打游戏练级挣钱，女生可以去酒吧夜总会坐台挣钱，想想真是令人神往，我一定要考上大学，然后交一个这样的女朋友，一起努力挣钱，减轻家里的负担。

开了一会小差，时间已经浪费了5分钟，我赶紧擦拭了嘴角流出的口水，开始认真地分析题目。弯道超车，顾名思义，首先得有辆车，最好是赛车，而且车技很好，才可以在弯道上演超车的好戏。我心想，杭州那个飙车70码，将人撞起五米高的小子今年要是参加安徽的高考，作文肯定能得满分。因为书上说过，实践才能出真知。

我家是普通工薪阶层，家里没有赛车，不过我平常也很少骑自行车，因为现在这个城市的公交车和渣土车太狂野了，前几年学校就有个女生骑自行车，不幸被一辆公交车轧死了。我也很少坐公交，因为公交车经常会无缘无故起火，而且砸玻璃的锤子经常无缘无故丢失，本来书包就够沉的，如果每天上学还在包里放一把铁锤，实在太重了。

我上学的交通工具，很有这个城市的特色，是一辆挂着赛8888车牌的燃油助力车，每次我骑着它在合肥大街小巷的车流中穿梭时，春风拂面，我性感的胸毛迎风飘荡，总能让我找到一种古代大英雄驰骋疆场的快感。我拉风的造型，经常能吸引路边漂亮姑娘的目光，有时她们当中比较大胆的，干脆会伸手拦下我，然后脉脉含情地问：“大哥，到三孝口带不？”

又开小差了，说说弯道超车的事。印象中，我开着我的赛8888，超过两次车。一次是为了看前面一辆开奔驰车的美女，在过弯道时，她减速了，我猛一转油门，加速超过了她，并轻轻拍了一下她的窗户，对他展露了一个迷人的微笑，不过这个戴墨镜的长发美女却不怎么友好，她从车窗内对我吐了一口吐沫，并来了一句“妈比的，找死啊”。开奔驰车的美女，素质怎么能这么低呢？我心中暗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将来用兰博基尼把她勾引过来，然后买条狗给她作伴。

还有一次是在一个路口，当时绿灯刚刚转红，我很不幸地冲在第一个，本来想直接冲过去的，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看到一个交警大叔锐利的目光锁住了我，估计是妒忌我太拉风了，他快步向我走来，示意我停车，我当时大脑开始了高速运转，计算如果停车可能面临的损失: 无牌无照无证至少罚300，拖车110，停车一天20，至少要损失四五百，于是，我立刻打了转向灯，发动油门，驶向旁边的弯道，从一溜私家车中间绝尘而去，在倒车镜中我看到交警大叔脸都绿了。

通过两次弯道超车的经验，我得出两条真理，有美女在前面的时候，该追就得追，哪怕追到才发现她是个棒槌。还有一条真理就是：交警拦你的时候，该跑就得跑，因为自己的钱包比别人的面子更重要。

够800字了，不写了。祝阅卷老师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来源:壹报博客
                                                  

    壹报主人按：2008与2009年的冬春之交，中国最优秀的报纸<<南方都市报>>与<<南方周末>>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流，牵动着每一个关心南方集团的人们的心。优秀报人江艺平再次被撤离南都领导岗位，检查组入驻集团。在此际，我既感到悲凉，也感到无力，只能发表此文以示支持。这篇文章献给那些新闻的理想主义者，因为它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儿来，又将去哪里！文章显示了改革者的命运，广东省委对中宣部的抗命行动。也第一次披露当年南方周末差点被停刊的内幕。
    现任的那些宣传官员从中可以读到什么叫历史的耻辱，也可以看到什么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本文由两部分组成，读者首先读到的是由壹报主人撰写的左方简短侧记。此后，便是左方先生的口述实录，由壹报主人根据学者卓丽凤和翟明磊数次深入访谈纪录与的整理而成。我在整理的过程中深深体会，这份从未公布的口述将成为中国新闻人的精神财富，更增加了我将之公开的决心。
    这些都是壹报得到港大授权在国内第一次发布。另外我向大家推荐《中国传媒风云录》一书（香港天地书局出版）。这本由港大新闻与媒体中心中国媒体研究中心出的书，纪录了十三位中国传媒先锋人物的曲折命运与不懈努力。左方只是其中的一章。壹报主人有幸参与写就了十二位人物的侧记。

     顺便庆祝牛博越狱！

                             永远的“造反派”
                                             —— 左方侧影

                                                             文：翟明磊
    “可是，我又没见过左老师，怎么找到他？”我问，报人江艺平微笑：“不要紧，那个智慧的老人，你一下子就可认出来。”
坐在我对面的老头，额头宽大，两边的白发高耸，如同两支白翅膀。

他叫左方，但这不是他的真名。六岁时，他的父亲因为组织抗日游击队，被日本鬼子抓住枪杀了。抗美援朝时，这个十五岁的家中独子抛弃学业离家出走要参军——“为了让我们下一代不再做孤儿。我要保家卫国。”母亲发来三份病危电报，骗他回家后偷走了他的钱，并说如果上战场就断绝母子关系。这个小子马上断绝母子关系，跑进农村。在村里，他为自己起了个新名字，有个伯父是老革命，加入过左联，自名“左文”。于是他也改姓左，村干部指指桌上一份南方日报的“方”字说你就叫“左方”吧。
于是这个名字预示了命运，他成了一个狂热的左翼青年，满脑子革命思想；同时与南方日报结下不解之缘。在文革时成为名震一方的造反派领袖，夺了南方日报的权，可鼓动十万人上街。
    于是一生中，两度被监禁，七年冷板凳。三次磨难，没有让他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的人。那是三次淬火，让一支宝剑更加锋利。
    深深的七年反思，使曾经极左的他创办了一份反左的改革报纸南方周末，利用自己人生最后的时光创造了一份启蒙民智的刊物。而偏偏，曾被他夺了权的南方日报老总黄文俞成了最赏识他的伯乐。而他没想到曾经自己冒死揭发的走资派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竟是打破真理报模式的先驱。世界便是这么诡异。
他说：“我是有三分文气，七分匪气。打江山都是有匪气的。”“我的朋友一当上官，我就不睬他们，我就是这样的人。”“办南方周末，我没有见过谢非，没有一个官员是我的靠山。”只能说保护南方周末是广东改革派官员与左方心心相印。
我问他领导一份报纸的道理。他说：“盗亦有道。庄子曰盗亦有道，先入，后出，均分，知否。”什么意思，他说：“偷东西先进去，偷完东西最后出来。偷了钱财，要平均分配，还要知道哪里有东西偷。”在南方周末早期，清洁工与总编的收入是一样的。在后来，记者的收入高于总编。他不许记者们叫他左总,而是直呼左方。在报社中，记者们怕他，连饭桌上他谈的永远是报纸。市场人员可以和他吵架踢翻电扇；美编骂他的娘，他追着让美编道歉，道完歉，他就完全不计仇。这种胸怀为南方周末迎来各路江湖中的新闻好汉。“总编，要有钱，手中没把米，叫鸡鸡不应。要有权。更要有人格魅力。”
老汉经常有奇想，南方周末找不到新路了，他一拍脑袋，搞个小字辈会议，三十岁以下的跟我开会去，三十岁以上的留下来，在苗圃他与年轻人喝酒论剑，找到了转型之路。

  “南方周末这把剑如果磨好了，向谁的头上砍去？”老头大声说：“向权贵资本家头上砍去！”
“我们要重新建立报纸与民众的脐带。为他们鸣不平，呐喊，抚慰他们的心灵。”
这实在是一个永远的造反派，永远的破局者。对现实不满让他夺走资派的权，又让他突破了真理报模式。他的一生永不停息的是对权威的挑战。一个理想主义者，抛弃了乌托邦，回归人性。“我曾是革命者，但我知道革命救不了中国”。炯炯双眼，洞穿了一切。集儒释道于一身，我知道他仍在寻求真理，也总在飞翔。

   最后，他说：“我要在家里挂两个大字，没人敢写，哪两个字：‘真魔’。我这一辈子都是真心实意投入的,真着魔了。妄心的佛就是魔，真心的魔就是佛。我是真魔。”

        这样一个元气淋漓的老头。一个老魔头。

                                      
                左方：我如何创办南方周末

我曾是造反派

        1966年文革中,我是个造反派,第一个在广东夺权的造反派,我夺过南方日报的权。我可以发动十万人上街。
         文革后，尽管我是反江青的，但受到审查。因为我不是“三种人”，没查出什么问题，就让我在南方日报资料室工作，坐了七年的冷板凳。一年审查期间，我看遍了鲁迅全集。在资料室的工作是剪报纸，给编委会写一周报纸动态。这时报社没有人敢跟我见面点头的.——当时批判我，挂的特大标语写的是：“左方是大乱广东多股帮派势力的黑高参。大乱南方日报的挂帅人物。”——谁敢理我。但资料室是和我一派的，他们同情我。省委党校与我互通资料。
          在资料室七年，对文革与中国前途有比较彻底的清理。
          我得出三个结论：
　　一，中国文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一战。而巴黎公社是第一战。上百年的共产运动结束了，这个阵营很快就要崩塌。共产主义要改造人性是不可能的。全面资本主义复辟不可避免。八十年代初我已得出了这个结论。
       二，为什么那么多人追随文革，包括我自己为什么卷得这么深？为的是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我们又不敢怀疑这个理想，结果长期压抑，造成严重的落差，毛泽东聪明地利用了这个能量。他为造反派创造了走资派这个斗争对象，于是这种压抑的能力释放出来——地下水喷出地面。右派，造反派，改革派这三种人都是社会不安定因素，都是不同时期社会裂缝冒出来的力量。
        三，为什么文革这样的血腥？因为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利用了人性的恶，把恶神性化。幸亏我读了大量文学书籍接受十九世纪人性论，阶级斗争意识占据了我的前半生，但人性论拯救我。南方日报社前社长黄文俞是我负责的干校里牛棚的牛鬼蛇神，当时天气很冷，我看到老黄与另一走资派在露天抱着取暖。怎么办？我让他们进房间，阶级立场就出了问题。不叫，他们就会冻死。于是我叫他们建工具房让他们躲进去。黄文俞老了，我的人性提醒不能把他扔下悬崖，十九世纪人道主义的思想拯救了我的灵魂。
       整整七年的反思，形成了南方周末的思想基础。我说过:《雷雨》有两个怪圈。一个是侍萍的下一代四凤又成了公子哥玩弄的对象，重复了她母亲的命运。另外一个怪圈，就是周萍、周冲、周朴园，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国外去，他接受了一些民主的思想，所以他就是周冲，周朴园(老爷)当年就是很激进的周冲(二少爷)，一个留德的公子哥居然跟侍萍有过真挚的爱情，而且跟周冲讲我的社会思想比你激进的多。但是周萍(大少爷)，当年是有一个周冲的时期，他也是周冲。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命运老在那里重复？中国知识分子一进入中国国内的文化土壤要么被毁灭，要么被扭曲，被扭曲的周冲就是周萍。吾尔开希在天安门广场是周冲，出了国就是周萍，如果他回来当领导他就是周朴园，我不相信通过暴力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只有改变这个循环圈，只有改变这个土壤,中国才有希望 ，办南方周末就基于这样的想法。
       “五四运动”提出了科学跟民主，这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一个开端。但是，由于苏联的十月革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跟民主的启蒙中断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今天要重新走上现代社会，必须要做两个事，一个就是要延续“五四”运 动这个科学和民主的启蒙，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素质，第二个就是要发展经济，要成为一个强国。这个就是我在资料室冷藏的七年，读了大概有几千本书，思考的结果。                      
  
                                                       
创办南方周末

        也正是我在资料室时，报社要我筹办南方周末，当时成立了三人小组，我是组长。
我问过社长丁希凌，为什么要我来筹办南方周末，他提出三条，“第一条你是一个敢想敢做的人，你的思维非常的活跃，你很敢想问题。所以，与其用一个不动脑子的人，听话的人，还不如用你。第二条理由，你一直是个实干派。 第三条，你尽管很大胆，但你在原则问题上是守纪律的。”
        我又问，不少人反对，为什么你坚持要创办南方周末，丁希凌说：改革后，我有机会出国，看见国外的报纸都是好几叠，而中国的报纸只有一张，这是经济文化落后的表现。南方日报没有广告市场，不可能扩版。因此用四个版承担经济，政治报道，对文化方面没有办法照顾读者，所以是要办一张南方周末来作为补充。还有南方周末要为南方日报未来扩版培养专栏专刊的人才与经验。
        1984年创办南方周末时，我五十岁。我主持南方周末一直到94年，60岁退休。
        为了确定南方周末的办报方针，我们请了广东新闻界跟文化界的名人来开座谈会。广东著名作家秦牧提出“南方特色，周末色彩”。南方特色意思就是岭南文化。周末色彩就是娱乐性。马上就得到了报社领导的赞同，确定是我们的办报方针。但是，我们编辑部觉得办南方周末的优势不是岭南文化，而是为中国改革最前沿阵地广东的改革开放摇旗呐喊，介绍广东开放新情况、新经验,这才是全国最关注的。第二个就是启蒙。
<<南方周末>>创刊号上，黄宗英下海当经理做头条，邓小平到珠海视察做二条。在新闻界影响很大的有公关小姐等报道。当时广东兴起港台音乐茶座，群众非常热衷影视歌星。我们就把香港和台湾的歌星都介绍进来，这大概就是南方周末最早的追求——认为周末色彩就是娱乐性的。两年后，歌星潮减退了，老办报方针到了 86年行不通了——这些题材读者厌倦了。我们当时就把周末定义为“人们在周末所从事、所关心所谈论的一切都纳进我们周末的视野”。也就是说把报纸从纯粹的娱乐变成向社会性转移了。当时创办了阿拉看广州，周末即景等栏目，开始报道研究生被拐的始末等等。第二,我们要搞综合性周刊，大家说这样才有搞头。

真理报当时一统天下

       南方周末向社会性追求转移后，面临着办报追求的第二次创造。
      49年以后中国的新闻，可以把它叫做真理报模式。真理报等于中国人民日报，苏共的中央报，中国派人去真理报学，把它整套的资料搬到中国来，然后发到各个省，都是按照一个模式办的。它的理论叫做新闻的党性原则。党性越高,它代表的人民的利益就越大。所以，一切都要服从于党性。
        第一条它是只对上负责，不对读者负责。真理报模式是没有读者的。
        第二个它是不从实践出发办报的。它不是要研究社会，社会出现什么，党没有说话之前你根本不能管。它的办报根据就是党的文件。
        第三条，它的办报形式就是一种僵化的文体，和一种假大空的语言。所以，我们行话说“新华体人民语”，就是新华社的体裁，人民日报的语言，格式都是一样的。
        第四个，它是用国家的钱去办报，然后用国家的钱去订报给读者看。所以它彻底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它认为传媒不是商品,是工具、是喉舌。
      南方周末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从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也有5、6年了。这5、6年新闻界都提新闻改革，但是根本没有突破真理报模式。那时讨论什么呢,一个讨论是“短新闻”，怎么把新闻写的短一些。第二个是讨论会议新闻怎么处理，因为会议太多了。怎么写？哪些该写？都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最尖端的问题也就是讨论到究竟应该不应该有社会新闻——这时候丝毫没有触及到真理报模式。
        83年当时出现了很多小报。这些小报它都不是机关报办的，是文化团体办的。象戏剧家协会办了《舞台与银幕》。这些小报，是为了赚钱，都是趣味性跟猎奇性的，后来还有一种低级趣味、黄色的东西。像什么《江青的艳闻秘史》。报贩头他就把好多的小报都买来。而且他不仅是给本地报贩，外省又有一些报贩头，他们寄到各个省去，慢慢初步的形成了一个民间的发行网络。

黄文俞影响了我

        创办南方周末，有一个人对我影响很大。   
        黄文俞,四人帮垮台之后他是广东宣传部副部长兼广东教育出版局的局长，担任过南方日报总编辑，他创办了《花城》杂志、羊城晚报，花城出版社还有《随笔》，也就是在他纵容下广东有那么多的小报，我认为他是广东最有思想的一个报人。
       我曾问他二个问题。
       第一个我问他，我说现在中国新闻界提出新闻改革也快10年了，但是改革的对象究竟是谁？第二个为什么大家都回避这个问题？
       黄文俞就告诉我了，改革的对象就是真理报模式。他跟我讲了1957年创办羊城晚报。他只有办党报的经验，怎么办？于是他找了一个叫邬维梓的特级右派，这个人曾办过解放前的报纸，人称“编辑王”。结果这个被打倒的邬维梓深夜带着解放前的报纸和香港的一些报纸，就抱了一包，到了家里面密谈。给他看解放前的报纸是什么样的。邬讲到解放前报纸新闻主攻，副刊主守的特色。这样才创办了羊城晚报，他还告诉我支持他打破真理报模式的人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
       我又问他突破真理报模式核心是什么？他认为以讲真话为核心。你报纸办的再活，只有可读性，只有讲真话你的报纸才有可信性。但是我问他，都讲真话行吗？黄文俞讲了，可以有还没讲出来的真话，但绝不讲假话。就是说有些真话你不能讲的暂时不讲，但是你绝对不能再讲假话，这是个新闻人的办报底线啊。
       他还说:“你左方不是去探索什么新路，你就是倒回到原来的新闻传统上面去，我办羊城晚报就是一次跟中国原有的新闻传统的一次秘密接轨嘛。但是你现在可以公开接轨了嘛。”我问他，中国优秀的新闻传统是什么？他说是忧国忧民、关怀弱者群，这就是我们最优秀的传统。他说现在我们的报纸对老百姓是冷漠的，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是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的。我说具体怎么操作？他说真理报模式就是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他说你要打破真理报模式，就要抓住它这个软弱点入手，恢复传媒的商品属性。他说报社需要利润，你就告诉报社我必须要报纸卖的出去才有利润交给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把真理报模式逐步的颠覆过来了。这天我们长谈了四个小时。我整个新闻思想明确了好多。这样南方周末从启蒙和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的追求，转为逐步突破真理报的潜规则，把进行新闻改革作为重点了。这是我们办报的追求，从88年开始一个很大的转变。当时黄文俞老人已经80高龄了。
       我后来跟黄文俞讲，南方周末办报方针第一条就是你讲的“有可以不讲的真话，但不讲假话。”第二条是“新闻主攻、副刊主守”。我说第三条是我讲的，先做瓶后酿酒，瓶是新闻形式、酒是新闻自由。我说办报的最高境界是从容。我说这四条，有三条是从你那里学过来。黄文俞三两个月后就去世了，当时他听了很高兴。这是南方周末的几个精神奠基。也是它的第二次办报追求。

报屁股造反记

       南方周末最想要影响的人是谁呢？启蒙要影响的是普通老百姓。我写道：南方周末的读者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关心社会、热爱知识的人。初中文化就是能够粗粗看懂我报纸的人，但是只要关心社会热爱知识，就是我们民族的栋梁，今后中国的希望在这些人，而不是少数的精英身上。我编报纸时对劳动者读者层非常关注，我保存的一封读者信印象最深：一位民工告诉我，我进城后走投无路，剩下一块多钱，买了南方周末喜欢上了，改变了他，有一年春节，他给我们寄来贺年卡，亲手做的。告诉我，他读了十多年的南方周末，现在下岗，再也买不起南方周末了，寄一张贺卡来给南方周末做告别。我很重视拥有这样的读者，我心目中的南方周末是一个默默耕耘的启蒙老师。
        当时突破真理报模式，我想了一条策略：报屁股造反，南方周末要有发展，必须报屁股造反，能动的就是专栏，专刊。为什么要报屁股造反。因为一触及新闻主流，必定要讲假话，不讲假话就要牺牲这个东西，我们不讲新闻主流。我们拿的保护伞：说南方周末是南方日报的补充，既然说是南方日报的补充，所以什么政策，会议什么的南方日报登了，我们不登，因为我们是他的补充嘛。放弃把追求新闻自由作为诉求，来突破真理报模式，这是大战略。          
         第二，我们把报纸引进市场。真理报模式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真理报有上百条潜规则，先打破这个潜规则——恢复报纸的商品属性走进市场。  
        我自己当过报贩，自己叫卖“最新南方周末了！”。人们一看一个戴眼镜的卖报纸，就围过来。我卖过五次报纸，大学区，西关小市民区都去过。我说南方周末的定位是对的。因为我卖报纸时发现，来买南方周末第一种人是穿汗衫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是读夜大学的回城知青，买了报就往自行车屁股上一夹，二是和我差不多，中下层干部。第三个就是中年低层文化人。但不买我报的人一是港派青年，瞅瞅我就走。二，老大娘老大爷不买。于是我跟南方周末同事讲，原来的定位，现在看来是适合的。但是我们周末报是要进家庭的，要让不买的人不排斥，能不能让时尚青年老大娘也买我的报。我们就想办法，设了三专栏，一个是每周一发型。白天鹅酒店理发师介绍的发型。读者就冲着发型买报纸。设了“父母心”专栏，讲教育。每周一歌，时尚青年最爱歌曲，读者来信写叔叔阿姨你们能不能登个什么歌曲。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打进市场。
        宣传部问我们：“南方周末为什么这么花里胡哨，不象个党办的报纸，为什么不改，不象样子嘛！” 我说:“你要我交多少利润，我没有公费订报，我是报摊报，不适应市场完不成指标，没法办。我说我就是杨子荣，我在报摊上，江湖上，所以我要扮成土匪才能打进去。”
        谁把南方周末扮成杨子荣的呢,一个功臣是张向春 。我对上面说，我对社长说，你不要给我一揽子配编辑记者，给我一点点人事权，要求不高，你给我的人，我有权不要，我要的人，你也有权不给。我要来的人首先是张向春。
        张向春是资料室夹报纸的工人，他画的画自己夹在玻璃台板下，我看不错。我提名张向春，是因为我要跟小报在一起竞争的，所以我这个版面必须吸引人，当时报摊在地上，人家是站着看标题版面，看中就拿起，拿起来成交可能性百分之七八十。靠的是标题要有悬念，要大，版面装饰要出彩。张向春能画出真正符合老百姓口味花里胡梢的版面。
          张向春是工人，所以不能进报社——当时编辑部都要是干部。我和人事部说，我要一名茶水员，要来后与资料室主任交换张向春，因为夹报纸的活茶水员就能干。那没有人倒茶水，扫地怎么办？我们自己干。张向春把报纸打扮成“杨子荣”，有利于报纸打进市场。南方周末能卖出去，张向春占一半功劳。   
       市场是我操作的一个杠杆。所以从办报开始，我们每期发行量都向编辑部公布，用个黑板写上。每期一升多少，大家都欢欣鼓舞，在那里鼓掌。一跌下来，大家都紧张。就用这个来调动大家的兴致，因为这个发行量关系到我们的生存。因为过去中国都是邮局发的，但是我们开始办的时候，全国邮局是不肯接的，因为它不能赚钱。所以我们完全靠报摊。每个礼拜天都去和报贩头去喝早茶。88年就是这样的。跟他们喝早茶，鼓动他们多买，发到全国去。因为这个渠道很好，因为全国各个报头有联系的，广州大概有四个大报贩头，他们都成为我经常交往的朋友。所以，尽管我们订报基本全部是邮局，但南方周末的订户占40%，邮局的发行大概占20%。40%就靠报贩。

突破真理报潜规则
    
        如果要评价南方周末的话，我觉得它的意义是突破真理报模式的潜规则，为中国的新闻挤出了自由空间。 我评介自己，三分文人七份匪气，儒释道都有一点，七分是匪气，打江山的都是有匪气。谁升了官，我就不跟他接触，我就是这样的人。打破真理报的潜规则，也是我叛逆性格决定的。大概从92年之后，我就要追求这样的目标：打破真理报潜规则了。比如说县职的领导是不能批的，我们就专门要批县的领导。一个县委书记他的前任的媳妇去求他给他丈夫介绍工作，他借口说胃疼，那个女的扶他进房间，他就把他的前任也是他恩师媳妇给强奸了。但是如果我标题写某县委书记强奸他恩师的媳妇，中宣部肯定是要追的。当时批一个县的领导我们也有点怕，我们就想用一个很婉转的标题叫《生生的脖子》，标题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中宣部就不会注意，但读者会传。我就采用这样一种手法。
真理报模式下，公检法是不让碰的，我就从碰派出所开始，后来碰公安局，后来更碰到法院。当时有人就跟我说：你南方周末好大胆，公检法你们都批了，你敢批解放军吗？我心里想——是啊，是不是能碰一碰解放军？后来我就找了谭军波商量，写了一篇《红绿灯下谁是老大》，批军车，解放军就没话说。我说红绿灯下是你解放军大还是交警大啊？交警非常赞同,全力支持，给了大量的资料、照片。后来把文章写出来了。分管副总编辑审稿时说不行，我说没问题，经过深入调查，资料都是确凿的。当时的副总编辑说，你不怕军区？我说我不怕。他说你不怕，省委书记谢非怕，他说你怕不怕谢非？我说怕。他说那就完了，你登出来你不怕军区，但是谢非怕，你又怕谢非，怎么办？后来我说好办，我先给军区审查。送过去，军区司令员说这个稿绝对不让登，我说我可以不登，你们能不能到编辑部这儿来听听意见，他们来了以后听取意见。后来军区就来了一次整顿。也就是说我们是有策划的，目的不是对军队有什么意见，而是是想打破一个潜规则，其他的报纸说既然南方周末都可以干，我们也可以干，潜规则就打破了。这种潜规则不仅是舆论监督。比如过去中国就是向世界宣布我们中国没有吸毒者，报纸是绝对不让登的。我们后来登《疯狂的海洛因》，中国不但有吸毒，而且有贩毒、种毒。没想引起江泽民的注意，江泽民批示要公安部、教育部、卫生部都要学习南方周末的《疯狂的海洛因》。后来公安部派人来要报纸，说江泽民要他们学习，说吸毒问题要从儿童教育开始。这样也就把一个禁区给打破了。过去的报纸绝对不能谈性的，认为是资产阶级下流的东西。我们专门开了一个“性与你”，不是我们对性有兴趣，而是我们要打破这个潜规则——报纸不能谈性。所以，实际上南方周末是通过不断的打破真理报模式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别的报纸说南方周末登了，也就跟着来了，实际上是为中国扩大新闻自由了。尽管我讲先做瓶、后酿酒，酒是新闻自由、瓶是新闻形式，但实际上我还是不断的在酿酒。但是，我不把新闻自由作为正式的办报诉求，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跟政府冲突。所以我给编辑部提出来先做瓶先搞新闻形式的改革，不要提出要向政府要新闻自由，但是不公开地做，打破它的潜规则本身就是新闻自由了。

生存策略

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了，南方周末不断的打破真理报模式，为什么能生存？我觉得第一个是广东的大背景。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领导应该说都是思想比较开明，加上他面临港澳，接受新的思想比内地的领导要早一些、快一些。他能容忍我，大概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是我们的办报策略。因为我们始终注意不触及政府的底线。所以我很明确的提出南方周末要“四个维护”。第一个是维护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个是维护现行的政治体制，第三个是维护党的现行政策，第四个是维护社会的安定。这不是我的一种伪装，是我真实的办报方针。因为一碰就死了，你就办不下去了。
       那么，既然“四个维护”，你还怎么还能搞活呢？怎么突破真理报模式呢？黄文俞临终前，我和他说，如果说真话有两种，一种是可说的，一种是不可说的。如果我们仅仅是根据政府认为可以说的说，我认为阿猫阿狗都会办报。把不可说的有一部分变成可说的才是办报人的本领。所以，我对黄文俞这个话是有所发展，我把不可说的真话划成两个东西，一个是硬雷区、一个是软雷区。
       硬雷区我绝对不碰，你说我公开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煽动群众反对改革开放这样的文章我不给你登，我守住这“四个维护”。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话中央、政府为什么不让你讲呢？因为他怕副作用过大。所以我觉得这些是软雷区。第一你要把握好舆论导向，你不要反对政府，你是在政府允许甚至在他提倡的范围内作为主导思想去写这个报道。另外你掌握一定的度，你不是挖得越深越好，有时候你要掌握一定的度。中国产生很多负面的东西你不要说是改革开放造成的，改革开放是好的，这样来讲导向就对了。所以，我借这四个维护，保证了我们的办报安全。我们还有很多具体的策略，比如说我异地监督，我监督外省的我不监督本省的，因为本省的直接捅到省里面，省里面的领导直接管我。但我监督外省的你不能直接管我。当时的形势上只能这样做，这是一种策略。敏感的题材用平庸的标题。不敏感的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在标题安排上，不要是这个题材悲伤的时候，你再加上一个很骟情的标题，很容易出事。敏感的问题放在不敏感的版面。读者来信放在中缝里面，但篇篇读者来信都在说南方周末做的对，我的目标就是冲中宣部唱对台戏。反面材料正面导向。导向上不能不做妥协，要相信读者，导向上讲维心的的话。揭发的度上还有技巧，敏感的人谈不敏感的事，敏感的事让不敏感的人谈。胡绩伟的名字六四后不能出现，我就约胡绩伟的游记——有什么不可以的嘛。我登胡绩伟的家事，他老婆为什么嫁给胡绩伟——<<我讨了个富婆>>。王蒙不做文化部部长了，我就谈王蒙研究《红楼梦》。
   　我还“鸡讲鸡话”鸭讲鸭语”，中央往往一些口号下来，它有它的解说，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说法。我更多的采用知识分子的说法，这就是“鸡讲鸡话，鸭讲鸭语”。
       办报的人还要学会政治分析 ，邓小平南巡的消息。我晚上下了班分析，邓小平的消息，谢非敢泄露吗，只能是邓小平本人。邓小平为什么把捅出去，是为了吸引香港传媒的注意。肯定他要讲话，为什么要出口转内销，他需要消化的过程，肯定是对当前的左不满。可能中国大的转折点到了。
       我就试着发一篇《论奴性》，这是放一个政治汽球。放出来，没有反应，我就说以前的一些题材你们都可以写，不要担心。但是当大家都因南巡纷纷反左时，一旦都反左，我就要求编辑部原地踏步——不做被枪打的出头鸟。我都是从文革学来的。大家反左我就收兵了。你再清理也不能整到我。反正诸如此类的一些办法、策略，确保了南方周末的生存。
        第三条，我们是个百万读者的大报，这也是我们生存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毕竟它要镇压我们的时候，要考虑老百姓的反应，因为我们是拥有百万发行量。一份报纸大概有6个读者读。我有六百万读者，这是我们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保障——不然我们早死掉了。
        另外，我们给南方日报上交了相当多的利润，为了这个利润，南方日报千方百计地保护我们。我跟日报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可以领取利润的10%作为南方日报的奖金。这个合同基本上是每年跟南方日报定一次，现在的情况我不知道了。主要还是定利润额。因为每年利润额每年都会升高。95年，交了900多万，96年要交1700万。最高的时候好象是3900多万，接近4000万的利润。这样基本上快占集团利润的百分之百了。人家问我南方周末为什么不死？能做到全国独树一帜，人家不敢干的事你们都干了。按我的看法主要是这四条。

死里逃生记

　　93年之前，我们没有受过政府任何批评，都是表扬的。相反是省里面的先进集体，省委两次赠给我们“精神文明单位”。广东的气氛跟我们很融洽。
　　93年我们发行量达到一百万，正要办十周年庆典。
        93年10月份，我们第一次受到政府的处分。这个处分很严厉，就是停刊整顿。起因是我们登了一篇文章：《袭警案》。就是老百姓把一个警察给杀了。后来查明这个警察做了很多坏事，老百姓才杀他的。文章是江西铁路局的一个作家写的。这篇文章登出来以后，公安部通过公安厅问我们，你们讲的这个案究竟出在哪一个具体的派出所。后来，我们才去问这个作者。结果承认是虚构的。
        公安部长本来就有意见，因为我们总是批评公检法，这次算抓到把柄了——因为我们自己承认是假的了。他就告到中央，中央政法委书记批了，叫中宣部对我们进行严肃处理。这样，当时中宣部管新闻的常务副部长徐惟诚请示了部长丁关根，决定要我们停刊。
       事后才知道，徐惟诚下杀手还因为我们报道了王蒙。王蒙从文化部长下来以后，新的文化部就连篇地批判他，他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叫《坚硬的稀粥》。讲的是一家人一向老爷子当家，每天早上喝稀粥,大家吃厌了,这时让大儿子出来改革早餐,换换花样,但是下面几个小家,有的有了孩子,有的刚结婚,有的没结婚,大家都交一样的钱,起了矛盾。最后还是老爷子当回家,还是吃稀粥。这时候文化部办的文化报定它“改革不成功，影射邓小平”， 整版整版地批王蒙。我当时很生气，说你不是要搞文革了吗？我就写了一篇叫做《王蒙的日常生活》，就说王蒙当时在研究《红楼梦》。
       我还专门要了王蒙一张照片登在那里，文章登在一版左上角。我们在北京发行20多万，所有报刊叠着卖，露出的左上角都有王蒙的照片。结果北京市的报摊铺天盖地都是王蒙的照片。当时文化部那些人思想很左，气得不得了，说我们公开地跟他们打对台戏。他们就告到徐惟诚那儿了。
       徐惟诚就跟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王强华讲，听说有一家报纸叫南方周末，这个报纸很坏，是不是把它停了算了？王强华告诉他，这是一个百万的报纸，读者影响很大，而且他们是有正式期刊号的。你没有一个很有力的理由，是没法停它的。所以，徐惟诚就把这个事情放下来了。
        刚好，有两份告状信，一封是公安部的，就是袭警案失实的事；还有一封是安全部的。安全部的告状信说我们泄密，原因是我们登了一篇文章《白领阶层的黑色行动》。
    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北京有一个外商服务中心，专门管给外国雇佣中国人。他在那里抽钱。这样很多人就绕开它私下跟外商接触。大概有产生了很多矛盾，我们这篇文章就是报道这个事情。但是，文章中写了“外商服务公司是安全部办的”。 当时定位这个是国家机密。我们把这个事情公开了，安全部就认为我们泄密了，也要求中宣部处理我们。
        因为这两个事，所以徐惟诚认为这是个铁钉子，就让我们宣布停报。这个停报的事——他不发文字，他打电话。打给省委宣传部，是一个分管新闻的副部长邹启宇接的电话。他就说“你要停南方周末这样一个重要的报纸？你们打电话不行，是不是发个公函来？”他说“不用公函了，这是会议的决定。他说有会议纪要，但不便发给你们。”后来邹启宇副部长说，停报这么大个事，只是一个电话，我们没法执行。结果就顶回去了。
        后来他们第二天又打电话来了，说中宣部对你们广东省宣传部没有正式公函就不执行我们的指示，我们非常生气，说你们必须执行，只允许南方周末再出一期，就告读者开始停刊。这样省委宣传部觉得没有再谈的余地了，就马上发出通知。
        南方报业集团提出不停刊行不行？那个副部长就讲说我们已经跟中宣部申请过，他们说不行。
        这样，我们当时最头疼的问题是，我们停刊了，我们邮局有很多订货，我们该怎么办？这是个很头疼的事。另外一个是告读者书怎么写？有人就主张，干脆把中宣部停刊这个事说出来，有人说绝对不行，这样宣传部会很有意见。
       后来，我想了一个晚上，这个事，究竟省委书记谢非知不知道？因为如果仅是中宣部的意见，省委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还可以说情。所以，我早上起来就去报社，今天是南方日报的社庆，老社长都来了。
我就找社长刘陶，我问他谢非知不知道这个事？如果不知道，我觉得报社应该争取。刘陶告诉我，谢非出国了。他说昨天晚上已经跟主管工作的委省副书记黄华华通过电话，黄华华说他不知道。
 因为是社庆，把历代的南方日报的领导和老同志都请回来了。黄文俞也是老领导，他就用手招我上主席台。黄文俞就很亲切地跟我说“你胆子很大，这次你踩着地雷了”。但是黄文俞这么一讲，当时主张办南方周末，现在退下来的老社长丁希凌叫起来了，说南方周末没有错，不管谁要停南方周末都是错误的。他还说“你不要紧张，以后你们再出刊的时候，你们不是一百万，是二百万的发行量”。
他说每期南方周末他都看，但是他说没看出有任何的问题。在主席台里面就议论开了。 由老丁先发炮，就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但我当时采取的是低姿态，我就说我们有错误，因为毕竟是失实了。我说我们会总结教训，之后就没说别的话。不管他们很激昂地在支持我们，但是我始终采取很低调的态度。
保卫科通知我，说国家安全厅要找我谈话。我知道又是那个事。
        安全厅有一个老同志，恐怕也是个比较高级的干部来调查泄密事件。我蛮紧张,双手都发抖,但他主动向我递了一支烟,我马上镇定下来。我就解释，这个稿子是公安部长审过的，而且特意让作者北京日报记者交给南方周末发表。原来安全部办了这个外商服务中心，但是出了麻烦总是公安部劳动部去解决，于是公安部与安全部产生了矛盾。我一看公安部长都审了，我就发了。
       这老同志跟我讲他是南方周末的忠实读者，他不管出差到哪里，礼拜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上街头买南方周末。”你这篇文章登出来之后，我看过，完全符合事实。但是唯一的错误就是这句话，这是一篇好文章。但我现在不是吓唬你，你是可以拘留15天的。他说只要安全部说要把你拘留，我们也没办法保你，你自己要有个思想准备。”
       那时候我晚上睡觉，突然间听到警车响，我不知道是不是来抓我，我一下子就醒来了，根本没法睡觉。
       第二天，社长刘陶找我，说我们的报纸不用停了，说谢非同志有批示。谢非同志的话大概是这样的:“要处理一张报纸，首先要分清它是好报还是坏报。如果是一张好报，哪怕是一篇、两篇、三篇、四篇、五篇、六篇，”——他讲到了六篇文章——”如果有问题，都是具体文章的问题，中宣部对南方周末编辑部怎么处理都可以，但是报纸不能停。”
       谢非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呢？大会散后，这些老同志又在一起开会了，照例要给南方日报提些建议。这天大家都在那里谈南方周末这个报纸不该停。这时候广东前任省委书记，人大主任林若，他也是南方日报的老领导。他就讲什么文章错误那么严重？一篇文章就要停报，拿文章给我看一看。后来就赶紧把文章给他看了，他看完以后说“你们公检法的问题少吗？就算批了你一个小警察，批错了又怎么样？”我们改革开放，经济搞好了，说我们是广东文化沙漠，我们办了一张好报纸又要停，广东省就是不敢顶，不停它又能怎么样？”大概林若讲了这样的话。
        黄文俞听了以后，讲“你是当过省委书记，是大官，你讲话口硬，你是秀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只有做检讨的事。但是南方周末要停刊，告读者书必须由谢非签名，以对历史负责。谢非不签名，你们不要登。”他说话也是很硬的。
这些情况都是南方日报一个退休的副社长黄每透露给我的，他还说：“我今天要来给你传达这个事，不是我们几个老人在那里胡说八道。这是中国广东几代新闻界老共产党人对你的支持，你有了这几句话，你的撤职应该心安理得”。我说如果撤职，我心里很安，能得到这么多老前辈的支持。
林若打电话给黄华华，把这次会上所有人的话转给黄华华，黄华华就转给谢非，谢非接了电话后，就把他带出国的那些智囊都找来，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讲了。大家就说这些人把我们广东人都逼得没路走了。又说我们是广东文化沙漠。我们办好一张报纸又要停刊。这次我们不能再退让，不停。
        谢非就说不停，那得有个理由啊？他这几句话是他的智囊给他讲出来的。
        后来就把谢非的意见报了中宣部，中宣部就说谢非，你就这么一句话不行。你们如果不停，需要广东省委的正式文件、正式报告。他停我们报，只是个电话，没有正式文件；但是我们不停，他就一定要省委的正式公文。省委还专门开了常委会讨论。给中宣部的报告是省委宣传部起草的。我后来听参加会的人告诉我，当时大家也很激动。这个报告里面有一句话“以上意见是否得当，请批示”。后来这些常委们说报纸是我们的，请谁批示？删去。
       可见这时候南方周末能生存，里边有中央和全国的两种力量，就是“左”的跟“改革”的力量在抗衡。
       中国的事情就跟钟摆一样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 “反左”的声音强起来了。但93年又反过来了，93年夏天的时候就治理整顿，这一年又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左”的力量非常强，卷土重来。所以说，中国事情是钟摆效应，大家都是命运共同的。
       谢非有一个意见就是叫南方周末在头条写出一篇检讨文章，但是报纸不停，要争取主动。要省宣传部长于幼军跟分管南方周末的副总和南方周末的主编上北京直接向中宣部汇报，给个面子。所以，我就写了《沉痛的教训》。文章登出来，我差不多收到有一千多个读者来信。有90%赞扬南方周末这种大报气度，说失实的报纸多了去，只有南方周末为一篇文章的失实，在头条里面做这么深刻的检讨。读者说以后会更爱南方周末。但是只有百分之七八的人说，我们从这篇文章里面听到你们痛苦的呻吟。即使南方周末今后再办下去，也不会再是我们的南方周末了。他知道我们是受到严重打击写下来的，以后南方周末方针一定要变。
正因为这样，我就跟编辑部讲我们的方针一点也不能变，该讲的话还是要讲。有人问我“你在整顿期间，这样行吗？”我说你们知道台风中心是最安全的。中宣部杀我们，谢非保了，没杀掉。他能又杀一次吗？但我们这时候调整我们的方针，我们将大量地失去我们的读者。我觉得我当时挺有胆量的，其实也是在文革中学的政治智慧。接着就整顿了。
    这次事件对我们是个教训——必须有新闻从业人员素质。我们以前是采编合一的，现在成立专门的记者团队，要把南方周末往新闻这方面去转了。于是我们做了一次真的整顿，而不是应付中宣部。而且我也做了三次检查。
广东宣传部部长于幼军找报社社长，说左方应该要撤职了，但是，刘陶社长说一个报纸出现新闻失实，如果不是有意的，是经常会出现的。他说左方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已经检讨了三次了，已经超规格了。他说如果为这个事撤他的职，以后谁再敢当总编辑？刘陶说我的水平就这么高，小于，你没经历过，处理一个人容易，平反难啊！但是以后你要给老左平反的时候就难了。把这个事情就顶过去了。
接着我们主动进攻，请中宣部领导吃饭，跟他们讲，说因为这个事，我们推迟了我们的十周年庆祝，现在准备办了。请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派领导来参加我们这个会。那时徐光春副部长就笑了，说好大胆的南方周末，我们杀你们不死，你们居然要我们来给你们祝寿！ 后来，我到中宣部的副部长徐心华的房间，开心见诚地把我的思想都跟他吐露了。我说我没有别的意思，我说中国的新闻一定要转型的。我说我们转型，让中国的新闻更平稳地过渡。
      南方周末为什么这次能死里逃生。
        第一，大多数官员是这样的:当你触犯这种规则的时候，他因为有这种职务行为要批评你、通报你。但是他们作为读者身份的时候，绝大多数官员都是喜欢我们报纸的。实际上处理我们报纸的那个邹启宇副部长，他处理完，专门在春节给我们拜年。他跟我讲，他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在阅览室看报，所有的报纸都是没有人碰过的、干干净净的。只有南方周末翻的很惨。他说所有的人见面都讲你们广东出了一张南方周末，他感到自豪。所以，不要看成我们跟政府对立、跟官员对立，没这回事。中宣部副部长徐心华和徐光春。他们说报纸办得不错，每期他们都带回去，家里人很喜欢看。。
       还有一种就是非常顽固的坚守真理报模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突破了就是资本主义。这种完全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更多的是利益上的东西。你触犯了某个集团、某个部门的利益，他们要向中宣部告你们的状，中宣部又不能不处理，它是个执行机构。而且又有政法委书记的批示，他们是不能不去执行的。所以南方周末很多是触犯了这种既得利益。
      但是南方周末从来没有后台。你问到谁在支持南方周末？我说南方周末没有后台。谢非保过我们，但是我从来没见过谢非，谢非从来没给我们任何指示；包括刘陶也没向他汇报我们南方周末的事情。
而且省委宣传部从来就是中宣部不下指示，它从来不批评我们，中宣部一下指示，他就照章办事，要压我们。但是没有中宣部的指示，完全是出于广东省自己的，我还没碰到过。中宣部有一个审读委员会。你问到审读小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都是一些老新闻工作者，退休的人。因为思想开放的人不可能愿意做这种“文化警察”。他挑选那些最“左”的，也是真理报模式的捍卫者，他请这些人来做审读。
<<南方周末>>出事是破坏既得利益者与意识形态的真理报模式，南方周末能死里逃生是因为改革派官员保护我们。
94年我就退休了,但江艺平接手时提出：要左方陪我跨世纪。所以我反聘回来协助江艺平工作。直到1998 年才完全退出。在江艺平手上，<<南方周末>>才真正地开花结果。    

新闻改革四个阶段

      回过头来看中国新闻改革的路：
      第一个阶段就是突破真理报模式。 《  南方周末》的任务,第一就是突破真理报模式。当时学苏联很痛快。意料不到搞掉这么难。打破真理报的潜规则是通过报屁股造反达到的。在这种体制下只能走这条路。  第二，我们把报纸引进市场。真理报有上百条潜规则，打破这个潜规则。首先恢复报纸的商品属性走进市场.     
        但第一阶段真正市场功臣是黎元江。他是真正大规模地使报纸市场化，第二个是《华西都市报》，接着就是南方都市报。关健是第一任南方都市报老总，他来问我要办南都报，要不要去。我说要去，这是个伟大的事业。他说为什么？我说南方周末了不得就是在真理报模式打开一个洞，只有都市报才是真理报模式的融解剂，才能彻底融解，办南方都市报就是按黄文俞提法，“只要无害，就是赚钱”。都市报纸可能带来不少新闻垃圾，不要怕，因为只有通过这个才能把真理报融解。他一上来就搞了变性人的新闻。上了一版头条，还连载。不少人说关健怎么堕落到这个程度，我为他辩护“关健是玩浪者，我们是海边散步的人，玩浪的人是生死问题，我们可以说三道四，但心情是很不一样的。他登这个有什么了不起。报社不给他资金，他只有向市场讨生路。”
　　第一个阶段是南方周末与都市报完成的，这第一个阶段。
第二阶段，九八之后。如果第一阶段是“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不说假话。”第二阶段南方都市报的“满足读者的知情权”已把新闻自由做为办报诉求，也就意味着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阶段要有三个条件，一是真理报潜规则打破，第二条件是报纸进入市场。第三个条件互联网出现，第四新一代新闻人进入主导地位，高举新闻自由的旗帜。这个阶段是风险大大增加。我只是写检讨而已，他们不是写检讨的问题，而是要坐牢，新闻与体制正面冲撞，领军人物是程益中，李大同，焦国标。
　　 这个阶段要重新建立新闻与民众的脐带。真理报时代传媒是很软弱的。“南都案”，“冰点”事件，老百姓都没有介入。而香港报媒出了事，老百姓是介入的。因为中国内地老百姓不知道传媒是代表他们的。新闻工作者使命不是异地监督，不是搞大案要案。而是民生问题，关心民众，维护权益，关怀他们，脐带才能重建。我讲的是“凉亭效应”，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传媒救不了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凉亭，你老百姓来这来歇一下，抚伤口，替你呼唤不平，对民众做的是这样的事情。民众会慢慢感受传媒与他们的利益是联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并没否定广州禁摩政策，而是替摩托仔的苦衷讲话。广州政府敢于处理南方都市报，摩托车仔会造反的。南方周末写深圳的女儿国。揭发黑工厂，有个女工 出卖肉体才有工作岗位。我要抢救他们吗？不是，要给他们一点抚慰，还有爱他们的人在。只有这样新闻才能扎下根。我们才是有力量，如果老百姓意识到这个，他们才不敢这么放肆镇压传媒。脐带接起来，新闻才有力量，这力量不是我们的文章，而是我们文章后面的民众。七八年到九八盼了二十年时间，完成第一阶段，现在第二阶段也有十多年，但第二阶段的任务还未完成。
        第二阶段新闻改革其实是与中国改革的最大问题联系的。因为中国改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权贵跟经济的结合可能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危险，所以我记得钱钢问我，南方周末有一天刀往谁头上砍去？我说大刀向权贵资本主义头上砍去。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开始露头了，官倒之后接下来就是圈地运动。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中国发展最大的阻力。十多年来,这个问题不但没有遏制，反而会更疯狂，变成一个社会大问题了,这是必然的。南方周末先磨剑，如果真的有一天剑磨出来的话，南方周末的刀有一天举起来的话，就是要向权贵资本主义头上砍去。中国最危险的就是权贵资产阶级。
        第三个阶段：淡化传媒行政色彩，逐步走上主编独立。这是十多年以后的事，南方报业        总经理说他还是搞不清自己是企业，机关，还是事业。这个问题要搞清。必须淡化行政走上采编 独立。要渐渐淡化党的领导。
        解放报禁。第四阶段。台湾陈映真和我谈过一次，他说：“台湾开放报禁前四个月我们都很兴奋，准备资金，人才，开放报禁，果然出现了很多报纸，人家都赞好，但卖不出去。我才知道开放市场不是给你办报的机会——没法和原来已占有大量资源的报纸较量。”真正到了第四阶段，报纸应当及早从体制内脱胎。

附左方简历：
左方先生是中国大陆著名周报南方周末的创始人。他1950年参军，在军队服役７年；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分配到南方日报，长期任文艺编辑；1983年受命筹备办南方周末；1984年2月南方周末创刊后，历任副主编、主编，直至1994年退休。1994年至1998年返聘为南方周末工作。本文根据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卓丽凤博士和中心访问学者翟明磊先生访问左方先生的记录整理。

网评：邓玉娇将创造历史

2009年05月20日15:49  来源：人民网强国博客

前苏共领导涉嫌制造乌克兰大饥荒

来源voa